《去老万玉家》：写给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

“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这是作家张炜全新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奠定全书故事走向的一句话。这里的“美少年”即小说主人公舒莞屏，他也是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家在北方半岛胶莱河西岸，父母亡故；7岁习武，小小年纪已是沉稳机敏，师傅为家中总管吴院公；14岁时只身去南国的广州同文馆、17岁时回家探亲，在大变局将临的19世纪末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由此开启了“历险记”。

舒莞屏在北方习武，养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在南方同文馆习文，则“开眼看世界”沾染了些许欧风美雨。显而易见，舒莞屏是一个集南北地域、东西文化于一身的复合体。这一点也表现在其出场时的着装上：“上衣着青黛隐纹祥云锦衫，下身是西式机纺细布裤，头顶宽檐南洋软帽，携一柳条漆箱。”

小说行文有如电影场景，快速高效地完成了主人公的出场以及形象设定，故事的情节也随之迅速推进。简言之，舒莞屏的恩师吴院公被奸人所害，临终前向徒弟透露了自己与传奇女子万玉密恋的隐秘私事，以及舒家的家族秘史。舒莞屏身负恩师的临终重托，前往声名远扬的万玉大营，由此开启步步惊心之旅。书名《去老万玉家》，即由此而来。

《去老万玉家》中的“老万玉”，在历史上确有原型。十九世纪末，胶东半岛之上几股势力正暗流涌动：清廷的官军、地方的土匪、南来的革命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者张炜参与编纂了一套山东地方的历史资料汇编，关于土匪的历史资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上，山东匪患缕缕见诸史册，其规模与形态在清末民初更是发生了巨变：土匪不仅拥有从洋行等处购入的世界最新火器，而且有国外归来的留学人士——可见，许多土匪并非是毫无知识的恶棍，他们中的不少人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以前的山寨“杆子”纷纷改称“定国军”“建国自治军”，编制内设“参谋”“秘书”“执法处”等，匪首则自封为“大帅”“督军”“大人”“司令”；某些悍匪窃辖一方，于残酷压榨掠夺的同时，还试图采用洋化建制，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竟然刻印古典和创立新式教育。如某匪出任督军时，印制了“史上最好经典”，还组建“大学”。匪患的巨变，无疑与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东西文化交融有关。

在诸多匪患中，一个面容娇美、亦正亦邪的女匪“老万玉”，便书写了一段土匪传奇。张炜对此也最为熟知，“在我出生的那片林野、在周围村落，人人皆知。我对她恐惧而又迷惑”，“我甚至想用巨量的文字，为她写出类似‘传记’那样的东西”。此后作者多次到黄河入海口、抱犊崮、马陵山、昆嵛山等地勘察、收集资料。至2013年，他积累了七八万字的片段，并于同年将部分意象写进了《去老万玉家》和《老万玉说》两首长诗中。

经过多年准备后，张炜于2022年完成了41万字的小说初稿，此后又两次压缩，最终删成26万字左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部新作的看重，尤其是对于语言经营的深沉用心：“清末汉语，更有物事，与数字时代是大大不同了。时代的陌生感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既吸引又隔膜的。打通二者是沉重的任务，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稍稍穿凿和抵达。语言上的淬炼和实验，只为找到一个路径和切口。我在2013年整整多半年时间集中发力于此，一些片段不知推翻重写多少次……新的语言方式，意味着一次真正的创作。离开语言的拓进和蜕变，一切皆不成立。”

当然，《去老万玉家》和《老万玉说》这两首诗写的只是老万玉的“晚年”。在小说《去老万玉家》中，则舍弃了她最后的“晚年”时光，只写了她的鼎盛之期。小说故事简而言之，以清末胶东沿海地域多方势力竞逐的格局为原点，以年轻主人公舒莞屏寻访“女大公”老万玉并身陷其军中的旅程为线索，用“一镜到底”的视角，描画出充满异彩的人性图景。作品塑造了舒莞屏、老万玉、冷霖渡、小棉玉等一系列文学史上少见的人物形象，冷峻的笔触直达偏僻幽微、常人难以察觉的人性角落。

作家张炜善于塑造倔强、坚韧的人物，这一点在其《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等多部小说中有迹可循。此类人物在《去老万玉家》中以主人公舒菀屏的出现而再次确立。主人公舒菀屏象征着清末民初刚刚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舒菀屏的山东之旅既是一场满怀期待的奔赴，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逃离，一往一返中，舒菀屏最终完成了精神洗礼，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张炜看来，这是一个坚韧和藐视、周旋和看破、决绝和撞碎的青春故事，一部艰难完成的世纪骄子传奇，一场迟迟到来的男子成人礼。

简言之，《去老万玉家》是在反思现代知识青年在时代巨变之下，个人精神道路的重新抉择。在张炜看来，这部长篇小说是他“写给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也是自己“面对时代洪流的倔犟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