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1839—1949》：用镜头记录中国近代历史

人物简介：

　　徐宏力，著名摄影家，长期从事中国摄影史研究。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为贵州摄影历史博物馆馆长。著有《贵州梵净山科学考察集》《贵州珍稀濒危植物》《国是建言》《贵州摄影史（1846—1912）》等。

《中国摄影史1839—1949》书封

　　照片是时间的琥珀。摄影术发明以来，人们保留历史记忆的方式，在口传、绘画、文字的基础上新添了一项：照片。从此以后，历史便不再只是文字的研究，还是一种影像的看见。贵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徐宏力新著《中国摄影史1839—1949》，即是一部用镜头记录中国近代历史的图册文献。

　　书名中的“1839”这一时间点，是法国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公布之年。银版摄影法不是最早的摄影法，却是公认的现代摄影术之始，现代摄影术也因此被认为诞生于1839年。在同一时期的中国，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近代的文化与科技也一并传入，其中就包括摄影技术。中国也随之成了摄影术传入最早的国度。

　　摄影术传入后，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出现了几次摄影热潮。如清末年间的宫廷肖像摄影、民国初期的辛亥革命摄影和民主革命时期的摄影等，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摄影历史文献。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批珍贵的相片文献都未能从“摄影史”的角度予以观察和研究。直到1987年，中国第一部摄影史《中国摄影史1840—1937》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后来面世的相关著述还包括：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略》；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史》，其中收集了大量摄影历史资料和照片。2011年，中国摄影出版社还出版了英国泰瑞·贝内特著的《中国摄影史》，对中国摄影早期历史和发展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些摄影史著作的问世，填补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白。

　　综观上述各部摄影史，不难发现中国早期的摄影史存在面目不清之处。作者徐宏力先生在这部新作中着重梳理与回应的问题有三：

　　其一，“中国摄影第一人”的归属。作者将这一历史头衔归于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据作者考证：1846年白斯德望来到中国，同时也将照相机和摄影术带来中国。他经由泰国、新加坡到达中国澳门，然后经洞庭湖、重庆东川南下到了贵州贵阳。他在贵州8年，遍历贵州各地，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1925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贵州1846—1925》明信片，明信片一套三册，收录了白斯德望大量摄影作品。这套明信片在中国的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乃至民间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1993年，白斯德望的摄影作品《甲秀楼》《轿子》最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发现。1998年贵州三都又发现了他的大量作品。直到法国女学者卡特琳娜·卡尔扎将家藏《中国·贵州1846—1925》借由长期生活在贵州的法国摄影师菲利普·法丹之手，传入贵阳。2001年，“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摄影展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展出的32幅照片即为白斯德望所摄。这是其摄影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所有的展出作品，最后结集为同名图书出版。

　　作者认为，白斯德望的摄影作品年代久远，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是中国摄影历史上极为鲜见和珍贵的摄影文献。由此得出结论：白斯德望是真正意义上将摄影术传入中国内地的先驱，开创了中国摄影历史的先河，揭开了中国摄影艺术创作的序幕，因而是中国摄影第一人。

　　作者对白斯德望其人其作的梳理，不仅解开了中国早期摄影史争论不休、模糊不清的“开端”问题，更凸显了贵州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地位。

　　事实上，作者在客观梳理中国摄影史的过程中，试图传达一个客观的观点：在中国摄影史中，有着偏远贵州的一席之地。这一观点，徐宏力先生曾用一部书的分量予以论证。在2016年出版的《贵州摄影史1846—1912》一书中，作者对辛亥革命之前的贵州影像进行了详细整理与考据，不仅用影像重建了贵州历史记忆，而且揭示了影像背后的历史。比如：1907年2月，贵州辛亥革命元勋张百麟聘请广东人谢石琴为摄影师，在贵阳田家巷创办了“镜秋轩照相馆”，以此为据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徐宏力新书在其前作《贵州摄影史1846-1912》的基础上，参考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世界摄影历史文献修撰而成。从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在撰写中国摄影史时的“乡梓之情”。

　　其二，“邹伯奇发明制造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及湿法摄影术”的辨析。在中国摄影历史的诸多史册中，认定发明制造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及湿法摄影术的邹伯奇，是“中国照相机之父”“中国摄影之父”。1844年，邹伯奇撰写了《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两篇文章，成为我国早期摄影历史的重要文献。

　　作者经过详细的史实考证与还原认为，邹伯奇制造的“摄影之器”不是照相机，只是一种测绘工具，不具有感光显影记录影像的功能，和照相机有本质的区别。故而邹伯奇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的结论缺乏依据；同时，邹伯奇湿法摄影术的显影药料配方，在药料选择上充满浓厚的炼丹迷信色彩，具有剧毒和强烈的爆炸性，危险性极大。徐宏力先生经过实验验证：绝大部分药料不含感光显影的基本元素，属于无效制剂，不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且该配方无计量数据，也无配制程序方法，实践中无法配制和复制，不可检验。因此，邹伯奇湿法摄影术缺乏事实根本。贵州摄影家协会第三、四、五届主席、两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王长春评价说：“该文观点鲜明，挑战权威，证据充分，考证严谨，是一篇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好文章。”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撰写中国摄影史过程中的“求真之心”。事实上，作者身上有许多求真的真实案例。1963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出的巨幅老照片1935年《遵义老城全景》，引起了徐宏力先生的兴趣和关注。查阅《遵义府志》等历史文献后，他认定这幅老照片的拍摄时间有误，经过考证，这幅照片应为1866年前后遵义天主教堂堂主布沙尔所摄。这个结论得到了许多著名摄影专家、记者的认可。遵义会议纪念馆也对照片拍摄时间作了更正。就是从这次“求真”开始，徐宏力先生开始了对摄影历史的关注，开始了对贵州摄影史、中国摄影史的考证研究。

　　其三，“重文轻图”的问题。过往出版的摄影史，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作者大多乐于文字的表现方式，不惜用大量篇幅对摄影技术的发展过程、摄影师、照相馆名录、传记作详细记录，忽略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展示给读者的历史图片偏少。由此形成了重文轻图的现象。

　　而珍贵的老照片，恰恰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风情的实际面貌，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作者有感于此，在写作理念上以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线，以图为主，辅以文字，强调用图片来表述历史、记录历史、鉴证历史。书中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了简明客观的评价，力图在真实性、知识性、科学性和文献性上呈现中国的社会面貌。全书30余万字，收集整理历史照片1898幅，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中国摄影历史，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风情。

　　同时，作者追求“图文并茂”的写作理念，也体现了他的“尽善之念”。具体说来，全书聚焦中国古代的光学成就、《墨经》与光学八条，认为中国古代光学成就奠定了世界摄影术光学理论和照相机的基础原理；按时间顺序厘清了白斯德望将摄影术引入中国，赫尔曼·哈斯本德、李阁朗、罗元祐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等史实，展示了费利斯·比托拍摄的中国老照片，日本鸟居龙藏的中国人类学调查摄影等。书中收录的1847年白斯德望拍摄的黄果树瀑布、1943年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贵州“二十四道拐”照片等，更是引人注目。

　　正是作者撰写中国摄影史时的“乡梓之情”“求真之心”与“尽善之念”，决定了《中国摄影史1839—1949》的目标：对以往中国摄影史著作中存在的疏漏和缺陷进行弥补、修正、完善。该书甫一面世，便获得摄影界、文艺界、文史界等界别名家的认可，认为该书集中国摄影历史图片之大成，定格了历史的瞬间，是一部用镜头记录中国近代历史的图册文献。

文图：《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