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文献为黔地立言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巡抚贵州，武佐总督李化龙平播州杨应龙之乱，并在戎马拮据间辑撰《黔记》之书。三十一年（1603年），播州初平，《黔记》书成。时任翰林院检讨直起居注编纂官丘禾实，贵州新添卫人，其为是书所作序中有云：“第地之重人也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献。黔自国朝始为冠带之国，文献阙焉，地奈何得重？”大意是说，大地被人重视，是因为有名山大川；人看重一方土地，是因为那里有典籍乡贤；黔地在明代方建省，文献典籍匮乏，这片土地怎么能为人所看重呢？言辞之间，是一名黔籍士人以文献为地方正名、立言的拳拳之心。

丘禾实为云贵两省士子入翰林院授职第一人，可谓近水楼台，又不乏乡梓之情、文献之志，故其晚年著述《循陔园集》多载明代贵州时人时事，然其著述名录终不见乡邦志乘之作。究其缘由，丘氏在《黔记》序中自称“学闇典坟，搜罗未广”，根本原因在于黔地“文献向来缺”“文献不足征”实乃常态。

郭子章、丘禾实之后二百多年，时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西南巨儒”郑珍与莫友芝合撰的（道光）《遵义府志》历时三载完稿，贵阳府两任知府邓云谷、周作楫先后延请二人辑纂《贵阳府志》，莫友芝以“见寡力劣”之由“辞不敢为”，郑珍亦“婉略逊辞”。几经往复，最终以湘人邹汉勋为该府志最后主纂。郑、莫两巨儒辞修《贵阳府志》并非谦辞，郑珍诗句“文献向来缺，侗也实无知。顾以一日长，主持尔见推。能如骖之靳，搜剔力不遗”，是二人合撰《遵义府志》的真实写照，与莫友芝的后续感叹“刊落荒榛衢路出，难於昏夜乱丝搓”相呼应。遵义接壤巴蜀，开化亦早尚且如此，遑论他境？其后，莫友芝在写给邹汉勋的一封信件中，直接点明拒修《贵阳府志》的原因：“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书信中尚有相关文献“荒略将近千年”之言，认为除非能收集到大量的舆记杂史，稗官琐言，以及“通行之集，佚藏之编”，甚至残碑断碣，家谱世牒，否则修志之事只能是“掩卷三叹者也”。

贵州巡抚贺长龄在（道光）《遵义府志》序中，言及黔地府志、州志的修纂普遍存在文献不足的问题：“……府、州志则零搜碎采，事事勾稽，访古或故老无闻，摭今或谱状难得。潜光隐得，历久愈湮；金石遗文，在远日晦。甚即六曹陈牍，非灭裂于胥吏，或灰荡于水火。文献不足，作者慨焉。至志边远之府、州，则尤难之难者。欲雅则古籍无征，欲赡则名流鲜及，偶有札录，率是俗薄。而一二贤牧守，思文泽吏治，辄以无足论述置之。置之即久，则即其时可言者，亦且坠失无传，以故陋亦陋、缺亦缺，此志之大较也。”

黔地文献“荒略将近千年”

莫友芝的黔地相关文献“荒略将近千年”之说，并非空言。

从地理上看，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与此同时，贵州堪称山国，“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境内大娄山、苗岭、武陵山、乌蒙山四大山脉以及125.8万个山头，构成了贵州高原的基本骨架”（《贵州历史地图集》），其地“山多箐广，流水涵停，土无货殖……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明·郭子章《黔籍》）、“无薮泽之饶、桑麻之利，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大县”（清·爱必达《黔南识略》）。

从经略上看，黔地远在天末，“三代前未入版图”（民国《贵州通志》）；秦汉以来中央朝廷皆施之以羁縻体系，“黔中疆域虽辟自秦汉，然苗蛮杂处，仅事羁縻。历代变乱迭兴，未遑远略，土官世袭，多仍其旧”（清·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司，为有明一代最后设立的一个省。除去建省也晚，贵州的辖境本由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相邻的“边角”如拼图般整合而来，其辖地沿革存在模糊地带。

故而万千年以来，黔地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明的两大文明周期中长期落后，“山国”贵州沦为“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王晓昕《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与文化人》）

一言以蔽之，黔地僻在荒服，明清以前长时期文教不及、文献鲜征。三代至汉初，明代学人杨慎曾有言：“上溯汉初至三代千余年，史所纪无几人。”（杨慎（嘉靖）《贵州通志·序》）秦汉至元代，有关黔地的汉文献，除国史里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之类外，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黔籍学者史继忠先生曾说：“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极力搜索贵州的历史文献，可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明以前只列了几部已佚的方志，似乎没有找到其他的著述。其余的，包括理学、经学、小学、文献学、历史、地理、方志、医学、农学著作，都是明清时期的。”（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

黔地文献匮乏情形，自明代贵州建省有所扭转。有明一代，修志之风盛行，汉文献的主要部分是各类志书；一批流官宦游贵州，如“黔南三迁客”——王阳明、张翀、邹元标，居黔期间办学兴教，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产生了一批黔地文献。与此同时，一批受教化的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最终有所成。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贵州地方汉文献以及学术文化发展达到高峰。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的收录，从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间，贵州历史文献约计1966部，其中五分之四出现在清代。

和黔地、黔人相关的古籍文献家底，可藉由《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窥一大概。该书由贵州省图书馆周鼎先生主编，收录范围为贵州人士的著述、宦黔职官撰写有关贵州的著作、外省人士撰写的有关贵州的著作以及贵州地方出版物。版本形式包括1840年以前的刻本，清末、民国时期的刻本、铅印本、石印本线装图书和各个时期的稿本、抄本，解放后依据上述各个时期的原刻、原本油印、复印、晒印的图书等。该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进行分类，共收录图书1154部，其中稿本66种、抄本153种，共计36万字。囊括了贵州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民院图书馆、贵州师大图书馆、遵义市图书馆六馆收藏的全部贵州地方古籍文献。

尽管如此，后世学人仍常有黔地“文献不足征”之感。除文献仍少之外，已有文献的散佚是另一因素，其中兵燹战火尤为一大要素。明清两代，贵州战乱频仍，“国之大事在戎。黔极西鄙，故纪黔事之大者，十九戎也”（明·郭子章《黔记·大事记》），不论是万历“平播之役”，嘉靖“奢安之乱”，还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张献忠残部据黔、南明朝廷短暂接管，官私文书的记载常常毁于战火。入清以后，兵事亦多，洪承畴征剿云贵、“三藩之乱”“咸同之乱”，多少书纸毁于兵火。

官方、私家发奋搜讨乡邦文献

知黔地文献之不足、之散佚，明清以来的官方与私家，不乏辑录文献之举。

官方辑录文献，多以官修史志为契机。张新民教授《贵州地方志举要》载：“明朝因纂修全国大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偏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迫于功令，自得依利行事，敦促各府县，以备纂修省志，上呈礼部参考。”此后历朝历代，黔地凡修省志，各府州县修志，莫不搜考乡邦文献。

1919年，任可澄主持修纂民国版《贵州通志》，以弥补旧版通志年久失修、疏漏过甚的缺点。通志编修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征集。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战时大后方”的贵阳存藏6年又8个月，诸位修纂人员自然想到辑纂《四库全书》有关贵州的资料。李独清先生奉命前往地母洞抄录。其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 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其中一首云：“将见杭城陷，潜师倭又回。山川惊鼓角，文物化烟埃。秘笈安全徙，边陲捆载来。筑垣地母洞，不待斧斤开。黔中文献少，如遇馈贫粮。脉望摊书出，隃麋隔砚香。土官抄底簿，鄨邑辨何方。破晓飞驰至，逃空地亦良。”对文献典籍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详细抄书经过，李独清先生在《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所蓄甚详：“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录抄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库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抄出。我乃偕书手二人，自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历时年余抄完。”完毕后，李先生曾将这批资料编排为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因经费困难无从付印，又遇战乱，材料多数散佚。但这些资料仍发挥了重大作用，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材料，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

每次修纂通志方志，都是一次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但并未编印传世，得而复失者非少。惩于前戒，民国续修《贵州通志》的同时，设立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印《黔南丛书》、刊印《贵州文献季刊》，以征集、保存乡邦文献。民国《贵州通志》及贵州文献征辑馆所做的工作，是1949年之前贵州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本地古籍文献征集、整理工程。

私家整理文献，依文献的搜集范围，可分为省域、区域二层面。省域层面，始于清代瓮安傅氏之辑《黔风》三录（即《黔风旧闻录》（六卷）、《黔风鸣盛录》（十八卷）、《黔风演》的合称）、铜仁徐氏之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松山之纂《黔诗纪略》前后编；区域性的文献整理有遵义郑氏之辑《播雅》。这些文献虽然均仅限于诗，但也是明清时期文教渐兴、人才辈出，以至有“万马如龙出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一探花”的生动注脚。

《贵州文库》部分图书。

2016年3月，随着大型古籍文献集成《贵州文库》的启动，贵州本土历史文献有了一个总的“汇入端”和“输出端”。贵州省历年来在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领域积累的学术成果，大多汇聚在《贵州文库》之中。作为贵州建省六百多年以来最大的一项出版工程和重大公共文化项目，《贵州文库》着眼汉文文献、少数民族文献以及汉译外国贵州研究文献，兼顾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2021年3月，《贵州文库》一期圆满完成，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贵州文库》二期接过接力棒，并于2026年3月底圆满收官，出版图书201种424册。“十五五”期间，三期还将续写篇章。

贵州民族文献蔚为大观

贵州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族群众使用古文字书写历史、记录生活、阐述智慧、传承精神，由此产生了卷帙浩繁的民族文字古籍。

民族古籍的外延，不完全等同于汉文古籍。民族古籍的外延更大，它不仅是用文字记录的书籍资料，还包括用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具体而言，大体可分为典籍类、铭刻类、文书类、口传类四个类别。

典籍类民族古籍，即用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古文字或汉文记载的古代文献典籍。我省的典籍类民族古籍主要有四种——

一是水书典籍。水书典籍是水族先民用水书记录下来的，水书约有2000个象形文字及图画符号，字形类似甲骨文和金文，属于语言助记文字，主要用竹签蘸锅烟墨书写于土皮纸上，重要条目以矿物或植物染料描色标记。其内容涉及水族天文历法、敬祖择吉、农事生产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天文历法是水书文献的核心内容。通过水书历法，推算节令的脉动、祭祀的日期、种植的农时、婚嫁的良辰、营造的吉日……内容涉及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1985年以来，黔南州开展水书文献的抢救保护工作，有统计数据显示：黔南州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收藏有明代（1368年-1644年）以来的水书文献17914卷（件）和音像档案20件。这一数据每年都在增长中。

二是彝文典籍。用古彝文书写的文献典籍，其内容广泛，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大致可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古彝文是表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根据目前已发掘的考古史料，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彝文典籍记载了西南地区彝族人民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以及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生物等，反映了古代彝族对宇宙和万物起源的认知，以及共同巩固西南边疆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同时，档案中还包含彝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远古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如古滇国文化、古夜郎文化、古蜀国文化、古罗殿国文化）、土司文化（如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化）等丰富内容。彝文典籍以数千年活化石文字为载体，记录方国历史、反映彝族特色，见证民族交融、家国同心。

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之《宇宙人文论·天地运行图》。

三是布依族方块字典籍。布依族方块字典籍是布依族先民使用布依族方块字记录的典籍文献，大致可分为经书和傩书。布依族方块字以汉字为架构，融入布依族语言的语意、思维概念组合而成，其读音、含义均与汉字不同，主要包括借源字和自创字两种，目前已发现自创字400多个。布依族方块字借汉字形体载布依之魂，成为中华民族“书同文”历程中地方性创新的鲜活样本。

四是其他典籍。黔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汉族文化、汉字与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联系日渐紧密，产生了直接使用汉字或者借用汉字注音记录贵州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文献典籍资料。典型的如侗戏剧本：侗戏产生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1796年-1850年），由黎平县腊洞村侗族歌师吴文彩始创，其内容既有侗族民间传统故事，也有大量汉族传奇故事的改编，为了便于传唱，侗族歌师使用汉字记侗音的形式传抄剧本。

铭刻类民族古籍，是指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碑刻铭文。现场展示的彝文碑刻《妥阿哲纪功碑》，为蜀汉建兴丙午年（226年）立，记载了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时，水西彝族首领妥阿哲协助诸葛亮征兵运粮，受封“国爵”的历史故事。这一事件奠定了当时水西安氏的政治地位，是彝族先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实证。

清水江文书选页。

文书类民族古籍指用各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古文字或汉文记载的历史文书，如清水江文书、布依族契约文书、毛南族契约文书。其中，清水江文书被学界公认为是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据统计，该文书散布在清水江流域的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等地，目前已发现50余万件，其中已征集进入有关档案馆的22.4万件。清水江文书的书写和保存，自明代起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数百年而未有断绝，记载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随着清水江文书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开发利用成果增多，逐渐成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和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显学”。

口传类民族古籍则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各种资料。贵州近年推出了《典阅贵州》微视频系列片，其中的《大山深处的孔子之歌》《苗族古歌》《吴成祖与肖玉娘》《贾理》4集分别以侗族大歌、苗族古歌、侗戏、苗族贾理等口传古籍为蓝本制作。

黔地民族文献蔚为大观，背后蕴含着丰富多彩的贵州记忆，生动讲述了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