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红色记忆

在贵阳烟火味十足的民生路中段，有这样一座古朴小院，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它就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

这是一座二进结构的小院，正房、厢房围合着一方约十五平方米的天井，后院东角有一口小水井。这口水井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选址有重要关联：1939年1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因最初借的贵阳达德学校临近开学需另寻新址，为防止敌特从挑水频次推算站内人数，选址时要求院中须有水井。后在中共地下党员高言志协助下，交通站选定并租用此处。

从小院步入展厅，一段独属于贵阳的红色历史记忆渐次展开。展览由“共赴国难 国共两党再合作”“战略要地 交通站临危受命”“不辱使命 交通站功勋卓著”“光荣使命 交通站影响重大”四个单元组成。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文件纸页、斑驳的实物与影像史料，将交通站的成立背景、建站历程、历史任务和斗争场景一一还原。

据统计，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从2024年10月1日起免费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游客近3.7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338人次。

艰难筹备

红色据点诞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声骤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动员民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游击战争，保持大后方与延安及抗日前线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战略要地设立了办事处、交通站等公开机构。贵阳，这座西南重镇，在抗战大棋局中迅速跃升为不可替代的战略枢纽。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贵阳成为战时首都的南大门。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在此交会，向北经重庆可抵延安，向西连滇缅、滇越两条国际通道，向南毗邻两广直通港澳。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在桂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筹备贵阳交通站的重任，落到了贵州籍干部袁超俊肩上。袁超俊原名严金操，曾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熟悉贵阳情况。1938年12月，他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人抵达贵阳，立即了解政治形势，分析国民党贵州当局可能设置的障碍，并寻访合适的办公地点。

袁超俊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贵阳达德学校。他找到爱国进步人士黄齐生和校长曾俊侯说明来意。黄齐生、曾俊侯慨然应允暂借校舍。有了落脚点后，袁超俊迅速返回桂林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对下一步工作作出了明确指示。

1939年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在达德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开始启用交通站印信。为取得合法地位，交通站备函向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备案。交通站建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袁超俊，他成功与贵州省工委建立联系，省工委先后派丁树奇、高言志、雷正光作为省工委与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员，这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协作。

交通站对外是八路军在贵阳的公开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全站最多时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除站长外，设有会计、出纳、收发、警卫员以及司机和押车副官，各司其职，交通站紧张而有序地运转起来。

然而，交通站刚刚站稳脚跟，考验便接踵而至。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史称“二四轰炸”，达德学校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保障安全且不影响学校教学，交通站当月便迁往六座碑（今民生路87号）租用民房办公。与此同时，在威清门外租用民房，建成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为进一步安置人员和家属，交通站又在花溪青岩镇租借多处民房，建立起隐秘安全、交通便捷的临时安置点。颠沛辗转之中，这座肩负特殊使命的红色据点，在贵阳深深扎下了根。

转运物资

构筑抗战生命线

交通站甫一运转，便担负起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的重任。随着中国东部及南部交通线相继被日军切断，国际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云南，再经滇黔公路汇集贵阳，然后转运重庆及各战区。贵阳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国际通道的桥梁。

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集中力量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下来的物资与档案。五六月间，交通站到黄平国民党军需署弹药库领到弹药及TNT炸药10吨，同时到国民党汽车团交涉到10辆军用卡车，将弹药和炸药押运到贵阳，再由交通站安排人员押送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继而将这批弹药由重庆转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总部。七八月间，交通站派人从香港购进一大批汽油和机油，经越南海防转到贵阳，交通站的同志立即组织抢运，押送至重庆、延安。这段时间，交通站还转运了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从香港和海外华侨中募捐来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毛毯，救济儿童的物品以及无线电通信器材等，将这些物资安全转运到延安。据统计，1939年，经贵阳交通站运送的物资达150多车。

艰巨的运输任务离不开一支特殊的队伍。交通站组织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司机，并吸收了部分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的司机，先后有二十多名司机奔走于运输线上。归国华侨郭嘉、李德富就是其中的代表，武汉失守后，他们于1939年初夏回国，驾车往返于重庆、贵阳、桂林之间，有时也远赴西安和皖南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22日，就在国民党当局查封交通站的次日，他们抵达贵阳时遭军警特务逮捕，数日后英勇就义于贵阳。

物资运输还得到国际友人的鼎力支持，这是交通站统战工作结出的硕果。1939年冬，站长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联系。在中共红十字会特别支部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运输队协助运送。恰逢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率领“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抵筑，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直运延安。

接待转送

传递革命希望

贵阳交通站不仅是物资转运枢纽，也是革命人士流动的重要节点。大批领导同志、抗日将士、文化人士和革命家属在这里得到接待、转移。

交通站接待过众多高级将领和负责同志。叶剑英、叶挺、张云逸、张鼎丞等都曾在此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干部及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时途经贵阳，交通站为他们妥善安排食宿，保障安全中转。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光（即胡志明）更是这里的常客。他频繁搭乘八路军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为越南独立解放事业奔走，每次到贵阳便住在交通站。他还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双方在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途经贵阳时，受袁超俊邀请，在达德学校向师生以及贵阳部分知识分子、进步青年讲解国内外形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勉励大家树立革命人生观。

此外，交通站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出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和进步青年。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弟侄和夫人赵荣等二十多人，经交通站精心安排，被秘密转移到花溪青岩的安置点，得到妥善保护和照顾。叶剑英来贵州营救被捕地下党员黄大陆、李策时，也曾住在交通站。一批又一批怀揣理想的进步青年和归国华侨，经交通站转送至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隐蔽战线

守护革命火种

在公开工作的掩护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隐蔽战线上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站长袁超俊直接领导，不与贵州省工委发生横向联系，以保障安全。设在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以及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党员，都在这一公开机构的掩护下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部由长沙内迁贵阳东郊图云关。这支全国最大的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数十支医疗救护卫生队和国内一流的专家教授。其特别支部（简称红会特支）原有党员二十多人，组织关系随即转交袁超俊单线联系。同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在图云关主持召开支部会议，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报经南方局批准），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

这次会议为“红会特支”指明了方向：一是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总队长，在卫生训练所内设立组织科，组织党员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坚定抗战信心；二是利用运输股汽车队往来大后方的便利，发起成立“红会书报供应社”，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七十余支医疗队输送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三是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日前线，特别是赴中共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服务，先后有二十余支医疗队奔赴延安和敌后，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直接参加八路军；四是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在交通站的努力下，“红会特支”争取了众多医务工作者的拥护，部分高级医学专家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主张，扩大了党在红会中的政治影响。

交通站工作人员还冒着生命危险，将党中央的文件和机关刊物《解放》《群众》、苏联外文出版社用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籍运来贵阳。这些书刊如黑夜中的灯塔，为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贵阳市威清门外租用民房，作为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资料图片）

1940年初，随着运输任务相对减少，交通站精减人员，退掉六座碑所租房屋，全部工作集中到威清门外。这年元旦，留守同志在威清门外的房屋后门贴出一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横批：“抗战到底”。这副对联，正是交通站全体人员坚定意志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公开办事机构遭到限制和迫害。1月21日，贵阳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中统室、军统黔站及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特务团、宪兵团出动大批武装人员，突然包围并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李配之、鲍启文等七名工作人员被捕，站内储存的汽油、机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弹药及进步书刊等物资全被查抄。站长袁超俊因公务在重庆幸免于难。

消息传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据理力争，严正指出查禁交通站是对国共合作和抗战大局的破坏。经过七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直至1941年8月，被捕同志才全部释放。

从1939年1月挂牌到1941年1月被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虽仅存续两年，却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搭建了连接延安与华南、港澳及海外的物资运输走廊，安全转运了大量军需物资；接待转移了众多重要干部、革命家属和进步青年，为革命积蓄了有生力量；在隐蔽战线上联系红会特支等地下组织，掩护党员活动，输送精神食粮，广泛凝聚了抗日救国力量。这座“红色枢纽”虽被迫关闭，但它所书写的历史，已在抗战烽火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旧址新生

红色精神永存

硝烟散尽，初心未改。八路军贵阳交通站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旧址进行修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最大限度还原当年风貌；2021年，旧址增设陈列展览；2024年10月1日，修缮后的旧址免费对外开放。

如今，一拨拨游客走进这座隐于闹市的红色小院，把心沉下来，在精神上完成一次与历史的对话。这座小院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支教团“清经黔行 智育同心”支队在烽火印记中感受先辈的勇毅与担当，读懂了信仰的力量；贵州大学“寻迹黔中红色地标”实践团队在这里感悟“小房子里的大使命”；长安大学暑期实践队写下“吾辈当自强”的青春寄语；贵州民族大学“暗线寻光”实践团立志让地下党斗争历史被更多人铭记；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志愿者在烽火印记中读懂救亡图存的担当。

正如展览后记所言：“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400余平方米的小院，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如今，这里已成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

记者 吴应国 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