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栻，字锡张，男，贵州省织金县人，其父王仲芳是一位热心为地方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者，对子女的德才教育十分重视。王家有兄弟6人，长兄名松（字石安），次兄名杜，三兄名楠，王栻居四，下有五弟、六弟。全家生活主要靠其父微薄的工资维持，只要子女能够上学，学有进益，其父宁可家庭生活受窘，也要尽力支持。因此，王栻兄弟6人，先后都到外地求学深造。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长兄王松就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三兄王楠在贵阳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王栻少时就读于织金县城第一小学，他聪明好学，刻苦钻研，为人诚实谦虚，从小喜爱书画，各科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教师同学和父兄们的喜爱。1932年春，王栻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其父创办的织金初级中学。此时王栻的兄长们大都在外地读书，有的进了大学或读中等学校，而有的已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兄长们对他的成长非常关心，每逢寒暑假期返家，都免不了要给他捎点东西，其中不乏进步书刊。王栻从小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认真学好课程之余，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由于他接触到新的知识，接受了新的思想，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4年，在家庭的支持下，王栻赴贵阳报考学校。经过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贵阳师范学校（简称男师）读书。在校期间，他勤奋学习，思想进步，交友广泛，先后结识了中共贵州地下党员赵促成（后被捕叛变）等人。不久，在赵促成等人的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共贵州地下党。从此，投身于革命斗争，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勤奋地工作。
王栻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负责。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壮大革命队伍的活动中，他往返奔波于贵阳男、女师之间，秘密向可靠的同学散发《告同学书》，热情交朋结友。当他找准发展对象，就通过讲革命故事或讲解革命道理，以启发其思想觉悟，使其投身于革命斗争。一位被他培养发展的叫陈德昭的同志在题为《一次难忘的斗争》的回忆录中追述道：“1934年，我考取贵阳女师，心中非常高兴。在这所学校里，我在熊蕴竹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不久，又认识了共产党员王栻，并在他的启发、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天慧也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说：“王栻是当时贵阳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德昭（陈德昭）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对我们影响很大，教我写日记，讲毛泽东、朱德的故事和一些革命道理。渐渐地，开始叫我送点信，参加些进步活动。1934年下半年，经他们介绍，我加入了‘国际少共青年团’”。
王栻与其三哥王楠还利用返家度假的机会，带一些进步书刊，在其母校（织金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中传播先进思想，启发他们向往进步，在织金点起革命的火把。在此基础上，在一些熟悉可靠的同学中秘密发起成立织金“文学艺术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文研”、“社研”）。组织大家学习进步书刊，交谈学习心得，议论时事……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使织金的一批青年阶级觉悟得到提高，思想有所进步，为织金国际少共青年团和地下党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5年春，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听取王栻、王楠兄弟对织金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派遣赵促成到织金开展革命工作。赵促成到织金后，得到了王及其兄王楠、王松的积极支持。为了给赵促成找个合法职业作掩护，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兄弟三人鼎力向其叔王秀芳（当时织金中学校长）推荐，使赵顺利地受聘于织金中学。之后，赵促成以教书作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文研”和“社研”中，先后吸收了方献祥、赵百川等10余人参加了国际少共青年团，建立了团组织。
是年暑假，王栻回家度假，利用假期时间，在城郊鱼山脚一带的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亲自培养发展了苏荣、郑树宣等人为少共团员，组成一个团小组。在王的积极推动下，全县的团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同年11月下旬，赵促成向省工委汇报工作，到贵阳后，与王、王楠等同住次南门雪涯路17号王老太婆家。但一次由于王楠说话不慎，被贵师学生“青年阵地社”成员陈思齐告密，王栻、王楠、赵促成及另外5个姓王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在贵州的特务逮捕，人称“七王之难”。后经省工委多方营救，王栻获释，赵促成自首出狱，王楠于次年三月遇害。
王栻出狱后，仍一如既往地参加革命活动，从1936至1937年，经其介绍，织金的方献祥、张宗玉、覃传芬、张宗钰、刘启华、谌志经等先后转为中共地下党员。并使方献祥在贵阳男师读书期间，与刚从延安回到贵阳的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接上了组织关系，在该校参加党的地下活动，为织金地下党的建立、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36年，王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到贵阳女师作学运工作，在工作中，同志们对他很信赖，有事就找他商量，碰到困难和问题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他也乐意为大家提供无私帮助和积极的支持。有一次，贵阳地区要举行学生演讲比赛，并对演讲内容作了规定：既要宣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又要进行“礼义廉耻”的封建道德宣传。女师学生陈德昭自从走上革命道路后活动很积极，被学校视为眼中钉，校长总想能抓住点“越轨”的把柄，将她推出学校。基于此，女师当局居心叵测地指名要她参加演讲。陈德昭感到十分为难，便找到王栻请教对策。王栻告诉她：“你来个旧瓶装新酒，利用宣传礼义廉耻，进行一次抗日救亡的宣传。”这番简短的话，给予陈德昭很大的启迪，陈在参加演讲时，悲愤地痛斥了日寇的侵华罪行，然后反诘：“国破家何在？礼义廉耻在哪里？”激昂地号召大家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她的演讲在评比中还得第一名，又一次避免了校方对她的迫害。
“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高涨，贵州也不例外。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贵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到郊区农村宣传，声势十分浩大。当时，王栻系贵州省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学联”）的领导成员之一，在这些运动中，他到处奔走呼号，以身作则，积极努力，发挥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1938年初，寒假来临前，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各大中学校组织“学生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并在他们指定的地点选举各校“寒假工作团”分团长，企图控制学生的抗日活动。中共贵州省工委看穿了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的阴谋，便秘密指示各处地下党，要我党员在“寒假工作团”中争取领导权，利用这一合法组织搞好抗日宣传活动。选举结果公布，王栻深受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为男师“寒假工作团”分团长。其他各分团团长或干事，也多系“学联”骨干。国民党反动当局深感意外，于是千方百计地搞鬼，欲置学联骨干于死地，进而扼杀学生运动。2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召开各分团长汇报会议为名，把“学联”骨干骗到了国民党贵阳县党部，相继逮捕了王栻、于蕴、聂奇慧、李德邦、饶元祚、方为策、周树楹等7名“学联”骨干，制造了“2·19”镇压“学联”事件，史称“贵州爱国7君子”。继而，以“汉奸”“托派”等罪名将他们押上街头“示众”。当天晚上，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在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请愿，呼吁社会支持；并经过各校推选的学生代表出面与贵州地方当局谈判，强烈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同学。3月4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迫于群众的社会压力，将于蕴、聂奇慧等6人释放，而王栻则被定为“重犯”，将其与后来被捕的黄大陆、李策等人同囚于贵州省监狱。
王栻在狱中3年，经受住了无数次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半点党和“学联”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抗日运动的镇压愈演愈烈，大批革命志士被逮捕、屠杀。贵州反动当局在王栻身上再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之后，便于1月21日深夜秘密地将他杀害于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的防空洞里。王栻就义时，年仅23岁。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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