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贵阳】紧扣“四问”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在深学细悟中校准方向,在实干笃行中彰显担当,努力以高质量研究成果书写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答卷。

当前,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以及时代之问已经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时代议题。中国之问要解决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世界之问要解决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如何从容应对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人民之问要解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实现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如何落地的问题。时代之问要解决的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文明转型,我们该如何应对、适应和引领。简而言之,“四问”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主题,同时也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泉。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解决“四问”之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亲自谋划、亲自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由此,拉开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篇章,为“四问”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其一,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把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史研究作为基础工程,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全过程。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五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建设高质量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分领域思想研究全覆盖。

其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纵深推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更加坚实。我们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更加系统完备,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人文经济学、边疆学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逐渐兴起,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绝学学科得到重点扶持等。

其三,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独特作用更加彰显,学术报国、经世致用的实践意义更加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重要指示精神,饱含家国情怀,服务民族复兴。学者们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新质生产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国边疆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等。

其四,中国学术主体性空前增强,中外学术交流进入平等互鉴新时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文化自信空前增强。学者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自觉从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中、从中华民族悠久浩瀚的历史文化深处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努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一批能够代表新时代中国学术精神和认识水平的精品力作在海外传播。

其五,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日臻完善。 一批理论功底扎实的名家巨匠走在学术进步的前列,勇开风气,引领潮流;大批青年才俊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绝学人才、跨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加强。“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学术后继有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积极的进步和发展,它正在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为破解“四问”提供新的智慧和新的方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

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尺度,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坐标,创造出既能解释中国奇迹,又能批判现代性危机,还能指引文明转型的新话语体系。

面对中国之问,在经济上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平衡;政治上如何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文化上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生态上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上如何在科技封锁、地缘压力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都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和世界,不断深耕厚植,在实践中不断求问和解答。

面对世界之问,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冲突、如何定义新型国际关系;在发展问题上如何让全球化真正惠及全球南方,而不只是资本流动,如何打破“中心-边缘”依附结构;在文明对话上如何反对“文明冲突论”,推动不同文明互鉴等,都需要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给出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面对人民之问,公平正义方面,如何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如何根治腐败、官僚主义;社会保障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养老、医疗、照护体系;基层治理方面,如何让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避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行政内卷;心理健康与精神生活方面,在高度竞争下,如何降低焦虑、抑郁,重建社会信任与共同体感等民生问题,都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过程中的困难和阻碍。

面对时代之问,技术伦理方面,AI是否应该拥有权利,基因编辑的边界在哪里,如何防止算法歧视与监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零工经济、数字劳动是否形成新的剥削形态,如何重新定义“工作”与“闲暇”;政治形态上,社交媒体与大数据是否改变民主的形式,平台权力如何制衡;文明存续方面,在气候临界点到来前,人类能否从增长主义转向可持续文明等时代之问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仍需紧扣“四问”不断深化、不断拓展、不断实践,努力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交出满意答卷。

(作者蒲文彬系贵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夏燕系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编辑:汪东伟

统筹:侯绍华

编审:吴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