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恭彦，贵州贵阳人，1920年9月20日生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33年，乐恭彦考入毅成中学，是该校第一期学生。这所中学是聂膺识、李淑元、田君亮等进步教师创办的，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不仅教给学生课本知识，还注意在思想上启发学生的民族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因此，乐恭彦很早便在思想上播下了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火种。1935年，中共贵州地下党省工委成立，进步书刊在贵阳广为传播，更促进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1936年，乐恭彦初中毕业，考入贵阳高级中学（以下简称“高中”）。在同校同学、共产党员陶信镛的影响下，乐恭彦于1937年初参加了中共贵州省地下组织领导的秘密读书会，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他爱好文艺小说，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的作品，以及苏联作家写的《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深深地吸引着他。同年5月，经陶信镛介绍，乐恭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投身革命，揭开了人生旅途中新的一页。
“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高涨。贵阳地区的学生运动走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1937年7月，“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学联”通过各校学生中的党员、读书会会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利用各校学生自治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乐恭彦是“学联”筹组人之一，并且是“高中”学联负责人。他经常为“学联”的活动拟写标语、口号，参加编排墙报，给“学联”的秘密油印刊物《贵州学联》写稿，还参与秘密散发和张贴传单。1937年10月，震动贵阳市的“学联”《告同学书》就是乐恭彦执笔草拟的。这份文告以慷慨激昂的言词，号召全体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扩大了“学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敌人惊恐不安。
1937年冬，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织学生寒假工作团，并在他们指定的地点选举各校寒假工作团分团长。乐恭彦受同学信任，被选为高中的分团长。
1938年2月19日，反动当局扼杀学生运动，逮捕了“学联”的7名骨干，制造了“二一九”镇压“学联”事件。当天晚上，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在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并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向社会呼吁。乐恭彦以高中“学联”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2月20日的请愿活动中，他被同学们公推为学生代表，和女中、女师的代表一起，出面与贵州地方当局谈判，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同学。之后不久，被捕7同学除王栻一人外均获释放。
“二一九事件”后不久，秦天真与邓止戈回到贵州，主持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工作。省工委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党组织进行整顿，成立中学党总支，乐恭彦任中学党总支宣传委员。
1938年4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简称“民先”）成立。乐恭彦根据领导上的安排，参与了“民先”的筹组工作。7月，在民主选举“民先”负责人时，他被选为组织部部长。“民先”在贵阳影响很大，它团结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它组织野外活动，学习游击战知识，唱抗日歌曲。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视“民先”为眼中钉，挖空心思要进行破坏和镇压。
1938年8月6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惕庐找“民先”负责人谈话，要“民先”立即停止活动。乐恭彦和张益珊、周兴仁、凌毓俊4人作为“民先”的代表，与陈惕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义正词严地批驳了陈的所谓“理由”。紧接着，“民先”又发表了《告社会人士书》。陈惕庐经过精心策划，于8月13日强行解散“民先”，逮捕了30多名“民先”队员。乐恭彦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
乐恭彦是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简称“筑光”）的活跃分子。“筑光”每次集体练唱抗日歌曲和演出，或到农村宣传，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听到他洪亮激越的歌声。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市中心成为一片火海，民众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乐恭彦目睹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更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在他心里燃烧。“高中”迁修文后，他不等学校开学，一到修文就借用龙岗小学的校址，指挥“高中”的“筑光”员练唱抗日歌曲。他虽不能亲身赴前线杀敌，却把满腔激情倾注在悲愤、激昂的歌声中。他性格开朗，至今留给同学的印象是：谈吐机敏，聪敏活跃，善于团结同学，有一副好嗓子，还会唱外国歌曲，能把感情融会在歌声中，感染和激发人去拼搏、去战斗。他是进步青年的典型。
1939年春，乐恭彦考入昆明西南联大电机系，1940年转入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机械系，攻读飞机制造专业。1946年秋，乐恭彦赴美学习修造航空发动机，在出国候船期间，他特地到南京看望贵阳的战友聂奇慧，两人互相勉励。他坚信，总有一天红旗会插遍全中国。
1947年冬，乐恭彦从美国学成回上海。一踏上国土，他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党组织。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工作的优越条件，一心奔回故乡贵阳。年近27岁的乐恭彦，处乱世之秋，以立身报国为己任，顾不上谈恋爱。在上海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婉言谢绝说：“我已有爱人，我要回贵阳找她。”
1948年冬，乐恭彦在重庆看望了曾并肩战斗过的同学王聚五夫妇，畅谈分别后的境遇及此行的目的，临别还为他俩唱了一首热情奔放的外国歌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表现出他企望在家乡投身战斗的满腔激情。
1948年冬天，乐恭彦回到贵阳，应聘为贵州大学工学院讲师。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贵大进步师生举办的团结晚会。“二四”轰炸后，他的家迁到花溪朝阳村的院子里，贵大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经常排练节目，大家围坐院中，学唱民歌，学扭秧歌。乐恭彦在花溪清华中学教书的妹妹乐锦霞曾教唱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古怪歌》和《茶馆小调》。他还动员周围的进步同学、老师参加团结晚会，并要他们注意反动派的动向。
1949年4月1日，蒋介石指使军警特务在南京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四一惨案”。消息传到贵阳，贵大进步学生为支援南京“四一事件”中学生的正义行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并于4月15日宣布罢课。贵大讲（师）助（教）会和贵大教授会积极支持学生的这一行动，也先后宣布罢教。乐恭彦是罢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
1949年，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关键一年，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企图作最后挣扎。从5月30日起，贵大学运遭到贵州反动当局的镇压，许多进步师生相继被捕。6月23日傍晚，内政部调查局贵州调查处的特务与花溪警察局配合，由花溪警察局副局长带着一伙便衣，以查户口为名，闯入乐恭彦家，搜查了乐恭彦的住房，一无所获之后，逮捕了乐恭彦及其妹乐锦霞，把他们连夜押送贵阳，先后关押在中山公园监狱和鸭子塘监狱。
在狱中，敌人强迫乐锦霞亲眼看着哥哥遭受非人的毒刑拷打，妄图从精神上折磨、摧垮他兄妹俩。但是，任凭敌人酷刑逼供、威胁利诱，乐恭彦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到放风时，他就组织难友们唱歌、做游戏、跳舞、打太极拳，鼓舞大家坚持斗争，表现得镇定自若。
反动当局看到从乐恭彦身上什么也捞不到，于是在溃逃前夕——1949年11月11日，将他和刘家祥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残酷杀害于贵阳南门外纪念塔附近的马家坡。在押赴刑场时，乐恭彦还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遗体上留有多处刀痕。
乐恭彦生前曾被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舍身取义之举深深感动，在与敌人的多次较量中又体会到斗争的残酷，所以当他的好友考上空军时，他为之写下了“人生当如蜡烛，在给予人们的光明中，消失了自己”这句名言，以此勉励对方，同时表达了他为争取革命胜利、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的决心。在故乡贵阳解放前夕，他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这一诺言。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策划：范天一
海报设计：林虎
编辑：范天一
统筹：汪东伟
编审：吴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