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的战略转移之路。拟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寻求机会创造新的根据地。
然而，蒋介石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一役，红军血染江流，8.6万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余人。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激战过后，江水由绿变红。当地百姓悲愤地传唱：“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走一路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往哪里去？原计划仍是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看透这一步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抢先布下重兵，在湖南通道以北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袋”，只待红军自投罗网。
“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
转兵贵州，这个后来被历史反复提及的抉择，在那一刻，并非没有阻力。但贵州，确有成为“转兵之地”的客观条件。
首先，湘江之战后，红军亟需休整。原定会合的红二、红六军团远在300公里外的湘西北桑植、永顺一带，沿途还有国民党军重兵拦截。以三万疲惫之师，硬拼五六倍于己之敌，凶多吉少。而通道县西行不足50公里，便是贵州黎平地区，守备空虚，仅有少量地方保安团，进则可争取主动，退则可让部队喘一口气。
其二，黔军看似兵力众多，实则四分五裂，难以形成合力。军阀王家烈名义上指挥全省部队，但贵州内部派系林立，各方相互掣肘。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不过是其嫡系部队，每次作战，一半兵力对付红军，另一半还要提防“自己人”。这种内部消耗，使黔军成为当时各路军阀中实力最弱的一支。红军西进，尚存生机。
其三，从战略格局看，转兵贵州不仅可打乱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还能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形成犄角之势，为后续发展打开空间。
就这样，通道会议上，中央高层第一次对博古、李德的主张说了“不”，作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迈出了战略转向的第一步。
文字资料整理自求是网
策划：邓希容
海报设计：李勇
编辑：范天一
统筹：汪东伟
编审：吴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