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贵阳革命先烈⑥】陈法轼：是战士，也是诗人

陈法轼，字苏庵，化名陈平、陈于，1917年7月生于贵阳。1937年前，陈法轼先后在贵阳志道小学、省立一中初中部、高中部就读。学生时代的陈法轼，性格豪放，兴趣广泛，除了学业之外，还酷爱书法、体育、词赋和英语，因钦慕苏轼的才华，改名为“法轼”（字“苏庵”）。

1937年3月，陈法轼考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任贵阳营业组组员。“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陈法轼和许多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同年10月，他调镇远县邮局任襄办。镇远当时地处抗战大后方，是贵州的通讯枢纽，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寄往滇黔的邮件，均要在镇远分发转运，邮局工作十分繁忙，陈法轼常同邮工一道赴码头下船，帮助搬运邮包，封发邮件。一次，在搬运沉重的邮包时因过度疲劳他从封发楼上跌下，摔成重伤。在将近半年的治疗过程中，他以坚韧的毅力，每日晨起负重爬山，以增强体质。

1938年4月，陈法轼得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便回筑加入了“民先”。返回镇远后，他在邮工和青年学生中宣传“民先”的性质及使命，为当地“民先”的建立作了不少工作。这年冬天，共产党员田伯平来镇远开展活动，初到之时，尚未找到职业，他便与陈法轼同吃同住。在陈法轼的帮助下，田伯平很快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展开革命工作，他掌握当地情况后，着手筹建镇远的地下党组织。1938年底，田伯平介绍陈法轼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在镇远邮电、教育行业的员工和青年中活动，开展救亡宣传。不久，田伯平与在遵（义）镇（远）师管区补充团内的党员谢述航取得联系。他们三人组成了镇远党支部。支部建立后，创办了秘密刊物《海燕》，发展了“民先”队员，成立“读书会”“音乐研究会”等团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陈法轼还根据支部的意见，以邮工、学生为主，组织了歌咏队，教群众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剧，唤起民众起来抗战。1938年8月，“贵阳民先”解散后，“镇远民先”在镇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秘密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活动。

当时，一名进步青年熊岳柏在邮局附近办起了一家新光书店。陈法轼得知后，非常高兴地前去祝贺，并鼓励熊岳柏多为镇远民众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避开国民党的种种检查，暗中帮助书店购进《新华日报》及其他宣传抗战的进步书报。新光书店购进的这些书报对镇远的抗日救亡宣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1939年1月，陈法轼调回贵州省邮政管理局，离开镇远。此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难民涌向西南，沪杭等地的邮工也大量流亡贵阳，贵阳物价暴涨，难民生活极为困难。贵阳邮电职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陶涵春、孟昭仁等根据党的指示，决定组织邮务工会，维护邮工的利益。流亡贵阳的邮工中，有个地下党员叫沈天生，是上海的工运骨干。于是，陶涵春等人决定由陈法轼与沈天生负责工会的筹备工作。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不少邮工住房被毁，无家可归，邮政当局却熟视无睹。党组织指示要抓住时机，组织邮工代表向当局要求救济。2月5日，陈法轼、沈天生、王泽蓂代表邮工向当局正式提出请求。几经交涉，邮政当局同意每人“暂借”50元救济费。请愿的胜利，使邮工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加速了邮务工会的成立。3月26日，贵州省邮务工会正式成立，陈法轼、沈天生、曾启周、王泽蓂等人被选为常务理事或理事。邮务工会的成立使贵阳的邮政工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工人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工会，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和邮政当局视为异己，企图扼杀。它们向工会理事会提出“改组”，遭到拒绝后，将工会骨干一个个调离贵阳，以达到破坏工运的目的。从4月到7月，先后将沈天生、王泽蓂调往龙里、黎平，陈法轼又被调回镇远。陈法轼对当局的作法非常气愤，临行之前，挥笔写下了《别筑》诗一首，表达了心中的愤懑与抑郁：

古筑伤别离，年年不见春，

歌声檀板里，犹是去时人。

古筑伤别离，年年不见春，

歌声和檀板，不忍归来闻。

1939年6月，陈法轼调回镇远邮局。当时，国共还处于合作状况，国民党中统贵州特务机关按照“侦察重于逮捕”的方针，对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暗中监视，寻机镇压。解放后从缴获的特务密报中可以看出陈法轼是如何在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贵阳邮局职工陈法轼、镇远电报局工务主任谭森科……等均系共党分子，其来往函件甚多”“陈法轼6月由筑调镇远，未开始办公，即以‘邮务工会镇远特别组’名义发出函件，响应常德邮工加薪要求”；“6月25日，陈法轼油印书信与各地邮工特别组，商讨改善待遇及谋团结问题……”“龙里局沈天生7月6日函陈，拟以马场坪为集合地点，进行真正团结，表现力量”“陈法轼与谭森科积极组织镇远邮电员工俱乐部，7月9日成立”“凡陈法轼等往来邮件，均用邮政公事信封，避免检查”。为了破坏党领导的工运，国民党贵州当局故伎重施，将他调往川黔交界的土城。

1939年8月，又将陈法轼调赤水县土城邮局任局长。在这里，他很快与四川古蔺地下党组织建立的土城区委取得联系。由于他与土城区委没有组织关系，所以不能直接参加组织生活，但他仍积极协助党的工作。当中共土城支部的同志开会时，他在门外放哨，还帮助党组织订了多种报刊，并开设了一家西药店周济穷人。逢赶场天，陈法轼与其他同志组织土城男小、女小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上街演出《王小二讨口》《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等街头剧，深受群众欢迎。他还常到赤水县的元厚乡，担负党的交通联络。元厚小学的校长周潮声，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陈法轼与他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周潮声聘请陈法轼担任学校义务教师，他欣然应允，而后常常步行几十里从土城到元厚小学给学生们上课。陈法轼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941年初夏赤水大旱，庄稼歉收，他走乡串寨了解旱情，询问疾苦，并写下了《久旱喜雨》一诗，将农民的忧愁，盗匪的横行浓缩在短短数语之中：

青天无片云，大地裂龟纹。

农夫泣垄畔，相对愁收成。

盗匪拦路劫，寂寞无行人。

空阶一夜雨，万户听到明。

他的《洗乾坤》一诗，更是表达了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打碎旧世界的抱负：

贪吏去兮酷吏后，污迹遍城熏宇宙。

安能召得河伯来，鼓浪洗尽乾坤垢。

从1940年6月起，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开始破坏抗日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把这些倒行逆施扩展到全省。贵州邮政当局于1941年6月下令将陈法轼调往湘黔交界处的松桃县，他在离开土城时，写下了感人的《土城别诸友》一诗：

十载走天涯，无成虚岁华。

别君东道去，何以报国家。

在前往松桃的路上，他不畏辛劳，长途跋涉，途经习水、桐梓、遵义、湄潭、凤冈、思南、印江7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印江时，他给当地青年讲解抗战形势，鼓励他们为国出力。国民党印江县党部得知后，派人追捕，陈法轼在当地青年的帮助下及时脱险。在松桃任邮政局长期间，他将薪金大部用于革命活动和接济穷人，以至于薪水虽厚，“行囊常空”。他曾以诗言志：

生平无所学，心比寒江雪。

急公喜好难，行囊常空缺。

屡遭边庭苦，壮志未稍折。

雄心无处售，有负满腔血。

陈法轼调到松桃仅数月，国民党便向他下毒手了。1941年11月20日，国民党特务在松桃将他逮捕，旋即押送贵阳，囚禁于贵州省保安处牢房。面对特务们的审讯、拷打，陈法轼怒目而视，宁死不屈，无计可施的特务只得将他送往重庆，不久仍被押解回贵阳。在狱中，陈法轼将生死置之度外，作诗自挽，以棋为乐。他在《自挽诗》中写道：

生不害世，死不累人，

雄心无愧，吾亦可去，

志在救国，举在济众，

伟业未成，我应重来。

在《狱中吟》中这样写道：

一切表现着惨痛，我内心没有悲哀。

天天沉沦在恐怖里，我没有感到惧怕。

祖国到处是黑暗，我看到了光明。

在黑暗里，我听见同志们临终的惨呼，

也听见无数革命人民的咆哮。

鹊巢样的小屋，加上层层的门和锁，

范围着我的行动，但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不说这里是乐园，也不说这里是愁城。

这是一座高度的熔炉，

锻炼我的意志成钢！锻炼我的决心成铁！

随着国民党新的反共逆流的到来，贵州国民党当局开始屠杀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1942年6月20日，特务们向陈法轼举起了屠刀。当看守打开牢门呼叫他时，正在与难友对奕的陈法轼从容镇定地提笔写下了最后一首《就义诗》：

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

壮志犹未折，热血迸将流。

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

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

陈法轼就以“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的大无畏精神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就义了。

陈法轼是战士，也是诗人。他的诗来自战斗，他的战斗是壮丽的诗。陈法轼一生写了几十首诗，收集在《革命烈士诗抄》和《贵州革命烈士诗抄》里，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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