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薰琹与《贵州山民图》

2026年5月，庞薰琹先生诞辰120周年。

大约10年前，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开展。观展时，庞薰琹先生的《盛装》《背篓》等原作，一下惊艳到了我。他曾说过：“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到一点美感的话，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而我在最合适的时间，迎头撞上了最美的画。

庞薰琹《盛装》，1942年，水彩画43.5x44.5cm，中国美术馆馆藏

画家在《盛装》中展示了戴百家锁的盛装苗族妇女正面，以及展示盛装苗族妇女发型和头饰的背面，两个镜像关系的形象，体现了艺术家捕捉苗族服饰及纹样等细节的敏锐眼光。画面远方是淡烟般绵延起伏的山峦，正如王阳明先生写的“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庞薰琹《背篓》，1946年，水彩画 40×30cm，中国美术馆藏

画家在《背篓》这幅作品中，细致地描绘了贵州背篓的编扎、背景的树叶和烟雨朦胧的山脉。画中身着印花布衫、戴着头帕的女子很像江南女子，她或许是明朝时开疆拓土巩固边疆在安顺屯堡安家落户的南京人后裔。画作体现了艺术家是在跨文化视野下进行的“寻根”绘画创作。

庞薰琹《自画像》，1931年，31.8cm×27cm 纸本素描，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1906-1985），江苏常熟人。192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学医。1925年赴巴黎进入叙利恩绘画学院学习绘画。作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先驱，1931年他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绘画社团“决澜社”。1936年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图案系。1939年抗战期间南下，深入贵州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地80多个村寨进行田野调查。1956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教授，成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开拓者。1985年因病去世，遗作捐献家乡常熟。1991年，庞薰琹美术馆落成开放，馆藏庞薰琹毕生作品近五百幅及大量研究庞薰琹的文献资料。

庞薰琹《地之子》，1934年，水彩 40.5×37cm，常熟庞薰琹美术馆藏

1932年，傅雷在《薰琹的梦》一文中评述：“梦有种种，薰琹的梦却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他把色彩作纬，线条作经，整个的人生作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

庞薰琹《静物》，1947年，油画 48×38cm 中国美术馆藏

1938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庞薰琹与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一起南渡，从上海转站湖南沅陵到昆明，住青云街，受陈梦家、沈从文等人鼓励，开始研究古代装饰纹样，绘著《中国图案集》共四册，在西南联大教授中传观。因闻一多的隆重推介，庞薰琹在昆明获得了不期而至的赞誉、欣赏和推崇。

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与庞薰琹在巴黎留学时同住一楼。庞薰琹到昆明时，闻一多看了他的新作《中国图案集》《地之子》《路》等油画作品，非常惊讶，大为赞赏，竟亲力而为借罗隆基家的客房，为庞薰琹作品布置了一个小规模展览，期间还举行了一次茶话会。这次茶话会完全是流寓昆明的著名学者的雅集，包括曹禺、凤子、孙毓堂、梁思成、林徽因、朱自清、梁思永等人。《中国图案集》独特的艺术面貌，使庞薰琹与众多知名的文化学者建立了友谊。不久，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俩引荐庞薰琹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研究古代艺术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他开始接触彩陶、玉器、青铜器、汉画像砖等考古实物，并对文物上的传统纹样产生强烈兴趣。

庞薰琹《中国图案集-饕餮》，纸本水墨水粉，27×26cm，1939年

庞薰琹《中国图案集(Ⅱ)3阳乌》，纸本水墨水粉，1939年

1939年12月9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组织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前往贵州从事民族艺术调查、民族文物采集。当日，由庞薰琹和芮逸夫组成的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前往贵阳，携带3000 余元考察经费及应用工具，庞薰琹负责纹样图案采集，芮逸夫负责语言、歌谣和故事方面的搜集和研究。

庞薰琹《捉鱼》，1946年，水彩 55cm×41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笙舞》，1941年，水彩52cm×39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对民族艺术传统很感兴趣，他和芮逸夫从昆明出发，坐了三天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投宿了两夜才到贵阳。庞薰琹在《就这样走过来的》一文中这样写道：“花溪离贵阳不太远，是当时贵州的一个风景区。所谓风景区因为有远山，有流水，有一些平原，有一些树木。像这样的风景区，在江南是不算什么稀奇的。我们到了花溪，为了节省开支，在一个小土地庙中，支起了两张行军床，就算是我们的宿舍和我们的办公地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我们想买些吃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辞年晚餐，可是芮逸夫出去转了一大圈，只买回来一对红烛和几两烧酒。我们点上了红烛,分喝了烧酒,昏昏沉沉睡了一晚。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迎来了一九四0年。”

两人为购买花边、挑花、服装等工艺品往来于苗族村寨，深入开展民间艺术调查和采集工作。庞薰琹认为“研究民族艺术传统，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不是用那种猎奇的眼光,有些装束过去存在，现在他们自己已经抛弃，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庞薰琹《射牌》，水彩，40cm×33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收割》，1944年，水彩，80.5cm×44.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和芮逸夫还参加了布依族人家的婚礼，观察到布依族与苗族服饰图案风格不同。1940年1月2日，庞薰琹写信给李济，信中写道: “芮先生与琹二十八日即乘车去花溪，在花溪住两夜，曾去苗夷村寨购得花边、衣服等物。三十日步行至石头寨，在夷人家住一夜，亦购得花边等物。三十一日又自石头寨步行至青岩。”

庞薰琹《垂钓》，1944年，水彩，53cm×32.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割稻》 1946年，水彩，54.5cm×40.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卖柴》，1942年，水彩40cm×33cm，庞薰琹美术馆藏

1942年，庞薰琹根据记忆，将贵州山水自然风光与渔猎耕作等生活劳作场景，以娴熟的工笔技法在纸和绢上画了《贵州山民图卷》共二十幅。其作品意境简约空灵、色调恬淡平静。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而1943年9月，庞薰琹在成都首次展出《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的自序中说：“人生需要艺术，艺术能给人以鼓励。”

《贵州山民图》技巧臻于至善，画家将画面作了高度平面化和装饰化的处理，是写实与变形、人物形象和装饰图案、形式美与心灵激情的完美结合，在中西融合绘画探索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他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展览结束后，外交家顾维钧从《贵州山民图》卷中选购了10幅作品送给了英国皇家学院。

庞薰琹《贵阳夷族洗衣图》，1941年，水彩，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车水》，1940年， 39.7cm×33cm水彩，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苗人畅饮图》，1941年，66cm×44.5cm，水彩，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双人吹笙图》，1941年，水彩 64cm×39.5cm，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在描绘民族服饰时“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的画上了画面。”这些作品保存了民国时期贵州苗族服饰纹样的原貌。如《双人吹笙》图再现了安顺苗族青壮年男性参加“跳花”活动时身穿花衣、双人吹笙对跳的场景。画面仔细刻画花衣图案、色彩，绢本水彩的描绘方式使画面产生或浓烈或雅致的视觉效果。而画家在《桔红时节》中精细地描绘衣纹头饰，在对比中衬托出明净的人物面部及略带忧郁的神情，寓典雅精致于平淡朴素之中。

庞薰琹《跳花》，1944年，66cm×45cm，水彩，庞薰琹美术馆藏

美术史家邵大箴先生评论：“假如说，他的早期作品是试图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的话，那么，《贵州山民图》则表明他试图用中国画来改造西洋画，他把西洋的写实素描技巧融进中国画的情调之中，这些作品造型严谨，线条结实有力而有韵致，色彩淡雅、格调清新。《贵州山民图》，标志着他的绘画创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组作品中，他回到了写实的道路，他更关注运用民族传统的手法来创造形象。”

庞薰琹《桔红时节》，1942年，水彩 43cm×35cm 庞薰琹美术馆藏

庞薰琹《小憩》，1944年，52.5cm×40cm，水彩，庞薰琹美术馆藏

如今，当我来到贵阳花溪，亲眼目睹了苗族和布依族的挑花、刺绣、蜡染、绘画等精湛手工艺的平面性和装饰性，就明白了为什么86年前的贵州考察之行能使庞薰琹的艺术走出象牙之塔，将视线投注于大众并提出艺术家应当从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创作为大众服务的作品。庞薰琹认为，民族民间实用品中蕴含着普通民众对生活的直接体验与思考。正如苗族女性绣花衣一样，她们或许不会思考何谓“民族形式”，但是花衣上一针一线呈现的全是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这是值得现代艺术家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