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贵阳】正确政绩观的三重辨析

政绩为谁而树：立场的辨析。正确政绩观首先回答的是“为了谁”的问题。权力来源决定政绩的归宿，人民立场不是抽象原则，而是检验政绩成色的根本尺度。在政绩考核和干部激励的制度空间里，量化指标拥有天然的优势，增长率、投资额、项目数量、考核得分均可以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方便进行横向之间的比较。问题在于，如果把可量化看作最重要，用报表逻辑代替治理逻辑，政绩就会滑向形式主义和表象主义，主要表现为不是缺少行动，而是行动围绕指标本身展开，忽略了政策实施的真实效果和社会反馈。

人民立场指的是把群众的实际感受当作重要参照，教育资源是否分配得更加均衡，医疗服务是否使用得更加便捷，生态环境是否一直保持改善，基层治理是否维持得更有秩序，这些问题也许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明显的数据变化，但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信任和治理基础。群众的评价未必总是以量化形式出现，主要会通过社会稳定、公共认同和政策执行度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政绩进行评价不可以只基于统计数据，而需要回到公共性本身。

政绩树什么样：时间维度的辨析。政绩观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是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还是注重厚积薄发的潜绩？两者并非对立，但在任期约束与竞争压力叠加的条件下，显绩往往更具诱惑力，其背后，是时间维度的错位。

在类型上，政绩偏差通常表现为规模偏好和景观偏好，前者重视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用短期增长替代结构优化，后者重视形象更新和外在呈现，通过视觉变化来替代制度完善。短期内，这类取向可能会让指标得到改善和引起舆论关注，但是如果忽视了资源禀赋、财政承受能力和后续运维成本，其风险也会在更长周期里逐渐显现出来。治理的可持续性，一般取决于对长期成本和结构效应的仔细评估。与之相反，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通常表现为潜绩优先的选择，进行科技创新模式建设、修复生态环境、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能力，都需要长期投入和制度稳定。浙江“千万工程”把持续进行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作为抓手，成效并非来自某一年度数据的跃升，而是体现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制度坚持和政策迭代上。雄安新区坚持先规划后实施，分步推进，把风险和约束条件放在前面进行处理，从本质上说也是坚持长期主义。这些实践表明，政绩不只属于当下，也属于历史。

正确政绩观必须超越任期思维。既要关注当期发展质量，也要关注发展后劲，既要回应现实问题，也要为未来预留空间。显绩是花，潜绩是根。没有根基的繁荣难以持久，没有历史定力的政绩难以沉淀为治理能力。

政绩靠什么树：方法路径的辨析。政绩的取得离不开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这关乎方法论问题。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所谓成绩，即便在报表上呈现为增长，往往只是数字游戏，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发展基础。在实践中，政绩冲动往往与方法论偏差相伴而生。

一种偏差表现为同质化跟风，忽略产业基础、技术条件和人才储备的区别，在外部经验推动下匆忙部署新兴产业，容易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效率降低。另外一类偏差形式表现为行政化进行替代，在公共治理领域，用简单命令代替精细管理和市场化工具，短期之内虽然可能很快生效，但治理成本随之上升，社会运行的弹性反而下降。两类偏差共同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把决策建立在进行充分调研和整体评估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前提是依靠扎实调查，当前处于哪一阶段、拥有何种资源、社会结构怎样，都应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说明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边界，政府的责任是制定规则、保持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代替市场进行微观配置。越界干预压缩市场活力，缺位失位损害公共利益，恪守边界、优化制度，是正确政绩观的体现之一。

此外，政绩的实现离不开实干与担当。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应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实干不是简单的忙碌，而是在关键环节上持续发力，在复杂问题上保持耐心。科学规划需要执行力支撑，制度设计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校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经验表明，真正有效的政绩来自持续行动与责任落实，而非口号堆砌。清正廉洁同样是出政绩的前提条件，若权力运行缺乏约束，政绩便可能异化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政绩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权力运行的稳定、透明与可预期，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可以为正确政绩观提供制度土壤。

（舒乙 杨丽娜 作者舒乙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杨丽娜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