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座图书馆的藏书看“翻译运动”

上海图书馆陈颖馆员借助馆内丰富的典籍资源，对中国近两千年来的翻译运动做了一次考察清理，其成果结集为《译海寻珠》出版。学者李天纲先生对翻译运动一“事”、上海图书馆一“馆”、《译海寻珠》一“书”作专文介绍，文章刊发在最新一期《书城》上。

文章首先介绍了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一个独特的新知识被发现、被创作出来，需要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的形式传递给他人，但由于语言、文字和图像在不同区域、民族、国家的语族之间存在差异，更需要进行相互之间的翻译；经典的移译，知识的传输，是人间图籍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翻译运动，作者引用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观点：“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译海寻珠》一书在此基础上，把两千余年的翻译运动划为三次：汉传佛教的“千年译经运动”为第一次；“明末清初”的利玛窦、徐光启翻译为第二次；开埠以后的“近代翻译”为第三次。三次翻译运动，本质上是三次“西学东渐”。

《译海寻珠》充分展示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运动。文章介绍，第三次翻译运动从上海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广学会、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开始，在“戊戌”“辛亥”和“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这一运动中产生了一批精通“西学”的翻译人才，他们成为近代以来广受推崇的新派知识分子。章太炎曾在清末“西学”界推荐“严马辜伍”（严复、马氏兄弟、辜鸿铭、伍廷芳）。康有为则在诗文中表扬“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林纾）。事实上，康有为、章太炎等清末学者的思想启蒙，更多是从“西学”翻译作品中获取新的思想动力。值得一提的是，《译海寻珠》书中将《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第三次翻译运动的标志，这意味着这场在清末重启的全球新知识的引进及其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更新，至今已经持续了近一百七十年。

有意思的是，《译海寻珠》把两千余年的“西学东渐”划为三次的创造性观点，建立在发掘和整理上海图书馆特藏部的相关孤本、善本、珍本的基础上。据作者介绍，上海图书馆作为国内大馆，收藏明清以来的珍本善本、孤本抄本无数，在“百家”“群书”之中，那些跨过不同文化、根据不同语言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来源：《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