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 | 人工智能哲学新问题与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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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应该始终站在构建人类认知边界、伦理规范、生活秩序、理想境界的前沿。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人类认知与伦理、重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新时代，熟悉的事务都在加速变革，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哲学传统正在经受人工智能革命的剧烈冲击。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依然是由人主动创造的智慧，是人类为了生活更加美好而创制的新工具，它部分地替代和延展了人脑的机能，能够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更多更大的便利。从历史来看，新工具的广泛运用常常给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不同时代的哲学也因此而有着新的构建。哲学思想的当代构建必须“既智且仁且勇”地面对智能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人类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智慧。当前，包括哲学学科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正在经历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正在主动谋求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正在坚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推动各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当前形势下，哲学学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具有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必然要回应人工智能新浪潮所带来的时代课题。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是构建哲学学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必有之义。

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技术革新、生活方式变迁，也成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事件”，机器智能的广泛应用冲击着人类对存在、意识、知识、道德、意志、社会、政治乃至意义的既有理解，引发并生成一系列复杂而紧迫的哲学新课题。在存在论的维度上，人工智能是不是一种全新的存在形式？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人们对“存在”的理解？当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表现出色甚至超越人类时，如何才能展现人自身的独特价值？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界限的日益模糊是否意味着要对“人”进行重新定义？在意识论的维度上，机器能否拥有真正的“类人性”意识？理解人工智能是否有利于更好理解人类心智？意识是信息连接、复杂计算的结果还是依然需要特定的生物基础？通用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实现以及能否等同或超越人类智能？在知识论的维度上，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可否被视为确定的“知识”？人工智能在识别、计算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是否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人类对知识的信任基础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如何重建？在伦理道德维度上，人工智能是否应被赋予“主体性”的道德地位？当人工智能系统造成了现实伤害（如自动驾驶事故、医疗误诊、金融损失）时，责任主体如何界定？如何将诸如公平、正义、仁爱、真诚等道德原则进行编码从而实现价值对齐？人工智能在进行道德决策时，应遵循何种伦理框架以及谁来决定这一框架？在自由意志的维度上，通过海量数据精准预测甚至塑造人类行为的人工智能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或者“能动性”？如何防止此类人工智能失控或追求对人类有害的目标？在社会政治的维度上，如何确保算法的公平性并避免系统性歧视？少数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是否加剧社会不平等？如何规避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技术对个人隐私和自由构成的巨大威胁？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公共性的决策过程？在意义论的维度上，当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取代大量人类工作并使得劳动不再是人类谋生的主要方式时，人类应该如何重建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当人工智能的发展证明类人智能可以在非生物基质上实现时，是否会改变对人类在宇宙中特殊性地位的看法？当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更聪明高效时，“人”存在目的还可以是什么？如上所示，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拓展带来了传统哲学未曾意料的诸多问题。近年来，虽然这些问题本身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却依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回应，展现了哲学在当前时代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构建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是无法回避人工智能时代喷涌而至的新问题。

上述新问题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只是一项技术，更是启动人类重新反思自身及世界的催化剂，已经极大地延展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域。在这些问题域中的持续思考和公开讨论，对于人类负责任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引导人工智能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就构建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上述新问题的提出及其回应，为哲学学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

从工具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新颖性，其迅猛发展、加速迭代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科技变革、生活秩序的模式，不仅重塑了全球科技与经济格局，也会带来世界范围内思想版图的深刻调整。对于农业时代人类生活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展现了其独特的解释力与思想深度。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之发展，西方哲学在学科意义上曾一度对中国的哲学有着引导性优势，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临近，这一差距因为所需应对问题对中西方来说都具有前所未有性而逐渐缩小。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时代为中国哲学突破西方哲学既有话语体系束缚、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打破了现代以来人们对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框架，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革命挑战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范式。在前所未有的人类新问题面前，不同传统的哲学都需要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话语、新的范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国是在世界上有着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大国，在人工智能开发和运用上有着特别丰富的实践，人工智能的日常生活运用场景之广泛令世界瞩目，基于此，中国能够而且应该更好地为人工智能引发的哲学问题提供解释、解决的思路，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对于人工智能提出的新问题及其解释、解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实践，完全可以超越西方哲学既定话语框架的羁绊而形成全新的哲学范式。虽然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机会均等的全新课题，这使得中国与世界能够在同一思想起跑线上提出和解答原创性哲学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大规模落地的经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已经逐渐形成了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与安全平衡、技术向善、多元协同等原则，这将促进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速形成，从而为全球治理与科技伦理提供“中国方案”。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哲学新问题，重构全球哲学对话的话语权，在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可将对新技术的反思作为支点提升国际影响力，通过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发起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伦理倡议，将中国哲学所蕴含的思维特质、价值原则、理想愿景嵌入全球技术治理体系，实现从“概念输入”到“规则输出”“议题设定”的跃升。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意义上的革命，更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动力，在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进程中，中国的哲学大有作为，可借此历史性契机，在人工智能伦理及全球治理、人类心智与认知本质、数据公平与正义、面向人工智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前沿领域设定具有引领性意味的议题，形成具有示范性意味的规则，为人类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提供有益方案。人工智能引发的哲学新问题，为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了新课题、新机遇、新动力，我们有必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性契机，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迅猛浪潮，构建出既扎根中华文明底蕴又能呼应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自20世纪初“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学科建制中的一门学科以来，学院哲学的重要理路是对中国和世界上既有哲学文献的阐释与发挥，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这些文献的智慧资源来回应现实问题。毋庸讳言，经过多年的积累，“文献驱动”的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显示出“产能过剩”的倾向。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变革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在历史上没有过多的文献资料作为思想资源，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文献包袱”，一切都以新的技术变革及其现实效应作为运思的对象。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及其所引发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此而言，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走出“文献驱动”的传统模式，呼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鲜问题，强化应对国家需求和全球问题的研究导向，按照“现实问题驱动哲学思考”的模式进行布局。实现从“文献中的哲学”到“面向现实、塑造未来的哲学”的变化，这是中国哲学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必由之路，要推动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跳出单纯文献考据、概念考辨的思维惯性，真正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哲学新问题，从“文献驱动”到“问题驱动”的路径转变，有必要扩展至“技术—社会—哲学”的多元问题域，以中国和世界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实践场景为现实“文本”，从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数字劳动异化等具体场景中提炼哲学概念和命题，思考算法治理的“效率与公平”、数字经济的“义利平衡”、智能社会的“群己权界”、虚拟世界的“公私之别”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在“问题驱动”模式下，哲学从业者更要熟稔“社会关注—哲学问题”思维转化路径，并善于提出“既智且仁”的解决方案。当然，从“文献驱动”到“问题驱动”的范式转换中也可能带来需要规避的倾向，如技术引发的问题碎片化导致的系统性思考缺失，又如技术至上主义对于哲学本质问题的侵蚀。克服此类偏向，还有必要保持哲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从人类哲学思考的既有经验中汲取智慧，既不离开人工智能的“日用常行”，又始终追问“元问题”“真问题”，并以此激发基于实践的哲学思考。另外，“问题驱动”的哲学思考模式还需要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场景中去塑造，融合哲学概念研究、智能技术开发、智能产品制造、智能效用评价等环节于一体，紧密追踪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哲学新问题。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构建，要深度介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政策制定、产业应用、效能评估的全链条，让哲学反思及其形成的智慧在应对技术社会的真实问题中迸发活力，以解决人类真切存在的共同困境为思想旨归。

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民族情绪，而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凸显自身的主体地位，并经由世界性“百家争鸣”而展现其世界性意义，为人工智能的哲学奠基以及实践运用作出中国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与全球治理等领域作出新贡献。中国的哲学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思想交锋中凸显其应有的地位，要有世界性的视野、胸襟和抱负，既能够善于博采天下之长，又能够汇聚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有全人类性，就此来说，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封闭孤立、自我欣赏，而是既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知识、技术、思想和文明精华；又要努力推动所形成的理论智慧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竞技中展现特色与优势，特别是要凸显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世界意义，能够为切实解决人类问题提供观念供给、价值引导和智慧支撑。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对世界范围内思想资源的拒斥和排异，而是要扩大技术交流以及智能认知的互鉴，在自主性创造的基础上，还要继续重视思想交流与文明互鉴，以“全人类之眼”的视界来吸收全世界范围内的有益观念为“我”所用。从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的维度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是提供民族自尊心意义上的情绪价值，而是要摆脱在思想上、观念上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自作主宰、引领潮流，依靠自己的文明底蕴和独立创造来解决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共同问题。进而言之，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否得以确证，是否具有人类共同性意义上的价值，还要放到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去检验。能否解决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遇到的共同问题、能否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全球性挑战、能否增进全人类福祉，将是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否得以成立的试金石。在人工智能时代，要将中国大地上生发的科技实践与哲学思考转化为可推广、可验证、可竞争、可迭代的思想产品，在全球思想市场中形成“别具一格的供给”。正如诸子时代的百家争鸣那样产生“天下”意义上的思想引力一样，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哲学需要通过展现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实际效能来赢得影响力、引导力，而非陷入概念性解释权、首创权争夺的无谓循环。只有经得起人类生活实践检验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有效性，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价值也将在全人类的生活实践检验中得以展现。

传统哲学曾因面对人类遭遇到的普遍共同问题而在世界范围内生发、演变，由于人类生存处境、发展阶段、生活习俗、语言特点、表达习惯等差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传统，有的深刻、有的浅易，有的抽象、有的具体，有的复杂、有的简洁，样式不一、程度不同，有时候还会造成思想文化的依附局面。在人工智能时代，既有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哲学框架与解释范式不断被突破，长期以来的观念引导性、话语依附性的思想版图也将被重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思想传统的人同样都面临着全新的共同哲学问题，面对这些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新问题，在同一历史起点上，哲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迎来了摆脱“话语依附”的历史性契机。我们要以“人工智能新问题”来推动哲学思考的新进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智慧，充分利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丰富的运用实践，从而以会通的姿态提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变革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12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