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教授诸凤娟：王阳明的民族思想与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 编者按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其整个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与阳明心学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诸凤娟教授从王阳明的民族思想、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当代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诸教授指出，作为有明一代的心学大家，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其心学理论在明代民族大背景下的自然延伸和实践拓展。阳明本根于其心学思想，提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和“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无不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诸教授表示，阳明的民族观，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升民族教育理念、建立深厚的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鉴价值。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与阳明心学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2022年5月14日，根据录音整理）

诸凤娟

各位孔学堂的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承蒙孔学堂的盛情邀请，让我来做一次关于王阳明民族思想与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学术报告。

说起阳明先生，他跟浙江和贵州非常有缘，浙江是阳明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壮于斯的家乡。阳明先生晚年曾经有数年的时间在绍兴讲学授徒，四方来者甚众，因而形成了以王畿、钱德洪为首的浙中王门，与以邹守益为代表的江右王门，成为阳明后学的两大流派，在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出了浙中王门十七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江是阳明学的重镇，贵州则是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之地。

明武宗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阳明先生因为反对宦官刘瑾，被朝廷杖责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当了一个小小的驿丞，也就是管理驿站的小官。龙场在万山围绕之中，这个地方苗汉杂居，龙场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给了王阳明先生更多的思考时间，所以阳明先生结合自己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物万事的根本，由此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并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是阳明先生一生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后来的历史表明，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在基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浩大的阳明学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州是阳明先生思想成熟的地方，因此浙江和贵州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刚才邓博士也讲到了，当前贵州和浙江两省都非常重视阳明学的研究，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近年来搞得红红火火，成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记得多年前陈敏尔同志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邀请我们浙江的阳明学研究者，包括绍兴文理学院的学者前来孔学堂等地参观学习。贵州弘扬阳明学的做法对浙江很有启示。当然，浙江省委省政府对弘扬阳明心学也是非常重视的。比如绍兴已经连续举办“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多届，这个论坛也于2018年永久落户浙江绍兴，今年10月份也会举办。如果疫情防控允许的话，到时候贵州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参与。绍兴文理学院作为绍兴地区的一所最高学府，也一直在积极配合绍兴市委市政府弘扬阳明文化，具体的工作自然就落在我们越文化研究院的身上了。越文化研究院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阳明学的研究自然是我们的题中应有之义。去年我们联合全国的阳明学者，也有贵州学者，比如我们的主持人邓博士，一起参与了课题，叫作“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我们以此为名申报了浙江文化工程的重大项目，并且成功立项，取得了绍兴市在这个项目上零的突破，这无疑大幅度提升了绍兴阳明学的研究水平。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所守的谱主要是浙江省的，以后我们还会开展第二辑第三辑这样的研究，那就会是包括贵州在内的全国著名的阳明后学了。到时候贵州和浙江的阳明学者合作的机会肯定会比较多，我们也非常期待与贵州的阳明学者合作，共同把阳明学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阳明先生庞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民族观的形成，应该说贵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阳明先生的被贬之地——龙场驿，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也在这个地方讲学教化，与少数民族就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这对他的民族观的形成以及具体的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贵州是阳明先生民族思想形成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今天选的题目是“王阳明的民族思想与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我觉得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选题。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他心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讲座将王阳明民族思想的特色充分展示出来，并阐述王阳明在少数民族地区讲授心学思想的意义。概括来说的话，王阳明民族思想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阳明从人性本善、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来讨论民族的平等问题。第二个是“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王阳明在与少数民族接触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些少数民族跟我们汉族在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他充分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风物习俗，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境况，合乎情理地去区别对待。

这两个思想应该说都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值得我们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王阳明在贵州等地传播他的心学思想和儒家的礼仪文化，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的讲座主要围绕这两个主要特点来展开。

这个讲座我主要是分三个内容来跟大家展开研讨。第一个内容就是王阳明的民族思想。第二个内容就是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主要是他在贵州和广西的实践。第三个是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内容：王阳明的民族思想。谈到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夷夏之辨”。夷夏之辨在古代的儒学中是用来区别华夏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区别的关键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族，这个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上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历经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夷夏之辨也成了儒家官职人员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王阳明在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时候，因为与少数民族保持了长期的密切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他的民族思想。即有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王阳明应该是继承了孟子的“用夏变夷”的思想，他主张用文化来影响和教化少数民族，而不是通过战争等其他方式来征服少数民族。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一文中，对帮助他修建房屋、供他居住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表示了感谢。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说：“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在《何陋轩记》中，王阳明首次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璞”“木”来比喻当地民风丰厚淳朴，以“琢”“绳”等字来表示本性非常善良的民众。我们真可以对他磨之以理，对他们进行教化。就像绘画一样，有了白色的底子，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五颜六色的色彩加工，从而把它绘画成一幅绝美的佳作。

文中的“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和《何陋轩记》的篇名以及篇首“孔子”之语，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王阳明把《论语·子罕》的这句话引证过来，不仅非常贴合他当时的处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圣人孔夫子的圣政来坚定他的“予夷礼仪”，以此教化当地的民众，化民成俗，转“陋民”为“美民”。所以“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也是在告知教化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可以通过讲究礼仪、学习圣贤经典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教化。

接下来的“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一方面总述了当时的民风民俗，也表明了礼仪教化的缺失，造成了少数民族沉湎于鬼神之事，而忘了人世礼仪，任其喜怒哀乐之情感不加节制、不分场合地过度表达，干之人情，失之于中正。不过这些“然此无损于其质也”，因为王阳明充分感受到当地居民的本性是非常善良的，他们的质地也非常好，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觉得以礼仪教化是非常好的方式。“诚有君子而居焉”的“君子”，显然指的是阳明，或者说是阳明的自况。阳明看到可以这样教化淳朴善良的民众，他就满怀信心，觉得我如果对他们施以礼仪教化的话，就可以达到“其化之也盖易”。他认为推行教化可以把这些质朴的人民由陋民转化为美民。所以王阳明的这个思想很符合儒家强调的儒者之家国的担当与责任，也就是孟子讲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认为少数民族的本质非常善良，我们不可以把他们说成是粗俗浅薄之人；教化他们其实并不困难，通过教化完全可以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我觉得这种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同时，王阳明与贵州土司安贵荣也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关系，通过“三文一书”来规劝安贵荣的不臣之心，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的局势。他也应安贵荣的请求为贵州苗族人民修建的象祠作了《象祠记》一文，文中既体现了他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又表达了修德化俗的重要性。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王阳明在《象祠记》里把象作为一个典型的对象来讨论，象是舜帝之弟，有人说他是个恶人，有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王阳明则根据年少时象作恶多端、做过坏事，但在舜的德育教化下改恶从善，当国君以后又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他以这个例子来说明改恶从善的本质还是善——王阳明等于将他教化思想的核心和盘托出了。通过教化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何人不可以教化？何群体不可以教化以成此美俗呢？所以他认为在教化上人人平等，没有不可教化之人，少数民族同胞本质淳朴，有这样的美德，当然可以教化他们，使他们向善，所以“民背其德，卒美民善”。当然了，要对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教化的话，对施教者而言，则是“泽加于其民”，需要施教者具有比较高的德行，比如像王阳明这样的人，他对少数民族教化以后，效果就比较好。也就是“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阳明此说也可以视为其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实践于少数民族同胞，也可以说是对张横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的独特实践与光大齐全。

从王阳明的良知之教而论，良知人人皆有，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人皆可化，大家都可以被感化、被教化。所以他提出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论断，这实际上也说明可化的可行性和其化之易改矣。少数民族同胞是可以感化的，而且如果用心去教的话，他们是很容易被感化的。后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在龙场驿三年的时间里，王阳明深深地领悟到，天下的事物本来就无法用格物、功夫来穷尽，所谓的格物致知要从自己的身心上着手，并且只有这种担当精神，圣人才是人人可以实现的。这个也是王阳明继承孟子所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少数民族同胞也不例外，他们也在教化之内，所以我们对他们化行俗美，遂生成德。这个应该是王阳明民族思想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人人都可以实现教化，大家都可以成为非常高尚的有良好美德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阳明民族思想的第二个特色：“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王阳明认为不同的地域，人民的习性各有不同，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该充分尊重各民族习惯和风俗的差异，因时因地以不同机制灵活地调整处理措施。他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讲到：“今天下郡县之设，乃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者，岂故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乱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议者，或以为流官之设，中土之制也，已设流官而复去之，则嫌于中土之制；土官之设，蛮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复设之，则嫌于从蛮夷之俗。二者将不能逃于物议，其何以建事而底绩乎！”

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王阳明把他的“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充分凸现出来。这句话实际上最能代表王阳明的主张：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俗。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人各得其所，就是《大学》所说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

我们再来看引文的末句。“惟以乱民而已矣”本出自《尚书·说命》：“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孔撰注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这实际上是在说上位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吏、施教者等，他们不能高高在上，安逸享乐；他们要做事情，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勤恳于人民百姓之事，心系百姓，这个也是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这些为官者、教育者，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位者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宗旨意识，才是设置官员的目的所在。王阳明把它引用过来，用意也正在于此。

上面讲到的不管是土官还是流官，施治的初衷就在于治民，治民的目的在为民谋福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让世代统治这些地区的土官和朝廷派遣的官员一起来统治。他认为这样才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安定。

土官制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时已经非常成熟，大家可以从王阳明的思想中充分认识到，土官流官制度的成熟，与王阳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明史》有这样的记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土官是世世代代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长官，“流”指的是流官。为什么会把他们叫作流官呢？是因为朝廷派遣的官员数年一换，并非固定，就像现在的学校换届，四年一届，所以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流动，这些官员不能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任职，他们就像流水一样，一会儿流到这里，一会儿流到那里，所以称之为“流官”比较恰当。

风俗礼仪，日常生活的婚嫁生丧等事务非常细，如果由土官来统治当地的话，有利于维护本民族的稳定和统一。所以王阳明说在民族地区设立土官流官制度，具有“法之至”“仁之至”“德之厚”“义之尽”“恩之极”等几大优点，对维护“蛮夷”之“大定”十分有益。所以他非常推荐土官、流官制度并列，认为有利于当地的稳定。他说“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兴灭继绝，而天下之民归心。远近蛮夷见朝廷之所以处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恶而举兵加诛，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录其先忠而不绝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复与其民，义之尽也；矜其冥顽而曲加生全，恩之极也。即此一举，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而蛮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官，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所以他说为什么要设立土官流官，最主要是为了长治久安。大家可以看到从关于土官流官并行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是很先进的，涉及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这也是我们后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属性，我们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感觉到土官流官一起来统治少数民族，更加有利于维护这个地方的稳定。所以王阳明用土官流官一起来治理少数民族的制度设想，在民族地区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也是我们的民族思想，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觉得光建立土官还不行，没有政府任命流官的话，蛮夷民族就不会懂得国家的恩典，蛮夷势力大的话可能会自立为王，对国家的统一不利。所以土官流官制度的结合是一种最佳的治理方式。他说：“夫流官设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设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设，而夷民因以骚乱，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骚乱，而必于流官之设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毁誉，避日后之形迹，苟为周身之虑，而不为国家思久长之图者也。其亦安能仰窥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荡荡，无偏无党，惟以乱民为心乎！”所以他这里又进一步去证实土官流官一起统治的必要性。

我们来看一下王阳明的民族思想，他提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思想，以及“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思想，应该说非常具有先进性。王阳明主张，在中央的集权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的自治，在实行自治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土官熟悉当地民俗习惯、风俗礼仪的特长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同时要不断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让他们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由陋民转化为美民，从而一起来维护王朝的统治。所以我觉得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对于今天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刚才介绍了王阳明的两个民族思想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实际上说明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二个特点“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表明了在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怎么去进行教化。也就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然后实行土官流官结合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维护少数民族区域的稳定，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的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提出了人人可以教化，然后是怎么教化，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我觉得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实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主要讲两个地方，也会稍微涉及到云南。他的民族思想在与少数民族同胞的长期密切接触中，也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不断地成熟完善。王阳明民族思想的核心主旨是民族教育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所以他在贵州、广西开办了很多书院。他主张的“用夏变夷，宜有学校”，学校是推行礼义教化的重要场所。这些书院的创设培养了不少少数民族弟子，同时经过这些少数民族弟子的传播，阳明心学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达到了教化的目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民族教化思想在贵州是怎么实践的。他在贵州开展了民族教化实践，贵州的书院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有所发展，到王阳明贬居贵州后，贵州的书院教育逐步扩大。王阳明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为了使这些学生能够勤学，更好地学习，他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要求诸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应该说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他通过在龙冈书院讲学，大力宣传他的哲学思想，有很多的苗族子弟来听讲。应该说龙冈书院是王阳明在贵州亲手打造的第一个书院，对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和贵州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在贵州的教化是怎么做的。王阳明曾应当时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到文明书院讲学，在文明书院他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观。我们来看一下《贵州通志》是怎么描述的：“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席书跟王阳明的交情是非常好的，他把阳明邀请到文明书院讲学，两个人经常私下进行一些探讨，有时候到深夜还在探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心性之学的创造者。

这里的“诸生”并非指诸多的学生，我们看“诸生”就认为有很多学生，实际上席书非常用心，他从全国各地的学生之中甄选出了很多优秀学生，也不乏少数民族的学生。王阳明弘扬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所以他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弟子毫无歧视偏见。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弟子相对来讲知识层次可能稍微低一些，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王阳明也注意因材施教，平等以待，躬行教诲，谆谆命令，对他们特别地关照、关心。

王阳明在文明书院教学期间想了很多办法，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做了很好的改革。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我觉得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现在依然值得我们的大学老师或者中小学老师学习。

在教学方式上，王阳明别具一格，跟其他老师的讲学方式不一样，他不注重经书讲解、辞章记诵，而是非常强调道德修养。他说“使学生先立‘圣人’之志”，圣人之志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一定可以为之终身努力奋斗的远大人生目标。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跟大学生讲的，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古代叫作立志，现在我们叫作树立远大的理想。

我觉得王阳明的思想非常超前，他那个时候就想到要让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首先让他们能够立下远大的志向，也就是要先立“圣人”之志，然后在奋斗目标的指引下，再从健全人格的道德教育上下功夫，然后再继而复之以智力教育，以开聪明之智。我觉得这个思想文化对于教化较少的贵州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受用，他们文化层次可能相对低一些，但叫他们立圣人之志的话，这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所以他的教学方式特别受少数民族学生的欢迎，也让他们的自信心大振。立下圣人之志，然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再好好的学习文化知识，就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我觉得王阳明的教育方法非常管用，这让一大批少数民族学生在素养上有了迅速的提高。

除了在教学方式上别具一格，他在教育的形式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教学形式上，王阳明不拘一式，尽显其丰富与多元，比如在交游的时候、闲谈的时候，对学生进行一些教育。我们现在大学、中小学，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在教室里，老师讲学生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教室的教育上比较严肃，有时候学生可能就会有一种逆反心理；而在一些宽松的场所，比如交游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进行教学的话，学生就很容易接受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依然值得我们学习。我曾经在美国访学一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的大学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像王阳明一样，很多场所，比如沙发啦、茶几啊都是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他在教学方法上动了很多的心思，做了很大的改进。

在教学形式上，王阳明不拘一式，尽显其丰富与多样。这些教学方法跟教学方式，今天我们也能够做到。有学者认为王阳明这种“先立乎本心之大”，在日常生活中施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非常好。王阳明在文明书院教学的时候，因为他教学方法比较得当，教学形式也多样化，所以适应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的文教现状，促使阳明心学在黔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由于王阳明以“学圣贤”为宗旨、“大人之学”为路向，围绕“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和“知行合一”的思想讲学，而文明书院又是官学，规模为一省之冠，影响较大，于是阳明心学在贵州迅速传播。此后，王阳明的直系弟子、私淑弟子以及其他王门后学在贵州陆续开办了阳明、正学、为仁、学孔、南皋等三十余所书院，阳明心学通过这些书院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推动了这些书院的长足发展，书院的复兴和发展也为阳明思想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阳明心学在贵州地区结出了累累硕果，出现了以马廷锡、孙应鳌、李渭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黔中王学学者，对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大的助力。

我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黔中王学中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人物：马廷锡、孙应鳌、李渭。马廷熙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学弟子，他的心学之传得益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的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他是广交王门后学，在贵州讲学长达30余年；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了第三次心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的阶段，马廷锡属于秉承王阳明“静坐澄心”的归寂派，讲究“妙契圣贤”，以此来达到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的境界。当时的学者阮文中言其“人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深；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于贵阳为独至”，所以马廷锡对贵阳心学传播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著名的人物是孙应鳌。他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在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理学家，也是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孙氏学说的中心思想是“求仁”，进而是“无欲”，无欲实际上就是天理，他以无欲来达到求仁的目的。孙应鳌继承了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我们把他称为贵州古代的第一位哲学家，其人为学远绍孟子而近宗阳明，以心为本，承继两人的心学观点，同时以“求仁”为圣门之学的锁钥。在黔东南的苗族地区，孙应鳌建立了学孔书院、山甫书院。张居正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入元造典，含英咀华，且其议论不诡于圣人。”这就是孙应鳌。

第三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也是思南学派的一个著名学者，叫作李渭，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与孙应鳌、马廷锡并称为贵州阳明后学的三大传人。李渭一生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巨大，而且他对阳明心学的发展有很大的突破，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人为学特别重视践履躬行，非常注重实践，大抵是有见当时之学渐渐流于空疏，而倡此以挽流救弊。在学派上他其实是属于重实效的功夫派。明神宗称李渭“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所以对他的评价也比较高。他的思南学派应该说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成为传播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场所。

王阳明还有一个重要的弟子是徐樾。徐樾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徐波石（即徐樾）虔心学事，在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居住地区主持教育事业。应该说他也是继承了王阳明人人皆可以实现教化的思想的人。所以他是：讲明心学，陶镕士类。尝取苗民子弟衣冠之，假以声笑，而加训诲，故苗民率化。徐樾对推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就举这四个例子，当然，还有很多的学者，但这几个人应该说都是得阳明心学之一体，都有自己的思想特色。他们为阳明心学在贵州一带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贵州的经历对阳明心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阳明在贵州的时候推行他的民族思想，他的心学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也启发了他在赣南和广西两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思想。王阳明在赣南一边平定寇乱，一边推行十家牌法，订立赣南乡约、兴办社学、发布告谕，以求安定地方、教化新民，双管齐下、文武并用的治理特点可以说肇因于贵州教学经历的启示。他在贵州有了很好的实践，对少数民族地区以文武并用来治理，使贵州的书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少数民族也安定下来了，经济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后面在广西治理的时候，也沿用了在贵州的这种治理思想。

上面讲的主要是王阳明在贵州的教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王阳明在广西的教化。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平定广西的思田之乱，在广西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也特别注重广西地方的教化事宜，他充分感受到广西这些地方的文化层次比较低，所以他觉得应该花大力气对他们进行教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广西各地创办了很多的书院，以广泛传播他的心学思想。赣南平叛的经历使王阳明深刻意识到少数民族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没有经过良好的德性熏陶，如果以武力去征讨，是没有办法铲除山民暴乱的根子的。通过武力的方式，虽然把他们给征服了，但他们的心其实是不服的，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在《敷文书院记》里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表述：“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且然，而况夷狄？不教而杀，帝所不忍。孰近弗绳，而远能准？爰进诸生，爰辟讲室，决蔽启迷，云开日出。”这段话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土著之所以常常作乱，是“由学不明，人失其心”引起的，没有受到很好的道德教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这个地区大力推行教育，创办书院，并且登台讲学，传播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王阳明希望通过文教来归化人心，达成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他的贵州民族思想在广西的进一步实践。而且他这个时候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实际上比在贵州教化的理论更加成熟了。

嘉靖七年，王阳明一到广西，就不惜动用军饷，用半年时间创办了敷文书院。民国《邕宁县志》记载：“敷文书院于北门街口，亦县学旧址……有正厅，东西廊房，后厅。日集诸生讲学其中。后人因立公像于后厅，春秋祀之，名为文成公祠。”王阳明非常注重教育，建立了敷文书院以后，“日集诸生讲学其中”。敷文书院落成以后，他还从制度建设、资金保障、教官委员、政府管理等多方面来确保书院的有效运行，因为书院运行需要有资金，老师要有各个方面的保障，所以他为了“日集诸生讲学其中”，动用了很多的力量，想了很多的办法来保证敷文书院的正常运转。

广西地处边疆，华夷杂居，民风特别强悍，王阳明去了以后认为要把他们教化好，必须花一番大力气。王阳明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叛乱主要是“由学不明，人失其心”，所以他在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文化的教育。前面也讲到，要从事文化教育、传播他的心学思想，就必须要依靠书院学校，所以他就大力创办书院，敷文书院就因缘而生了。敷文也就是“宣扬至仁，诞敷文德”之意，以此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王阳明认为，表面上田州、思恩、八寨等地的叛乱都是军事斗争，但细细分析，王阳明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军事斗争的深层原因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的相互矛盾，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有意识形态上和文化制度上的很多矛盾。他在与少数民族接触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藏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不仅在信仰上和哲学上与儒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上也与汉文化有很多的不同。为此，王阳明认为，少数民族处于这样一个边疆地方，最适合用夏变夷，“诞敷文德”，用仁德来感化少数民族，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你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虽然一时征服了，但他不心服，如果你以德服人，那么他是心服口服，这样才能保证统治的长治久安。所以敷文书院建立以后，王阳明自己非常用心，他自己不断登台演讲，而且也请了很多老师到敷文书院教学。所以敷文书院建立以后，一度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王阳明“日聚幕僚诸生讲学”，并以“致良知”作为他办学的宗旨。

王阳明不但自己面授心学，而且还委派他的弟子季本、陈逅主持南宁敷文书院、灵山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传授心学的同时，他也关注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也就是说王阳明在传播心学的时候，觉得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要，是教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应该说也是比较接地气的，也是非常符合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也是符合他们的传统的，所以他提出了“兴起孝弟，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渐为之兆”的思想。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他的心学，提升当地人的伦理道德修养。

我前面讲到，他在文明书院教学的时候，他的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别具一格，很有特色。王阳明在敷文书院对传统的“讲会”制度做了一些改革。大家都知道，讲会制度实际上是起源于南宋，他与程朱学者所用的书信课堂不同——以前的讲会制度的课堂形式书信比较多——王阳明更喜欢用面授的方式来讲学。王阳明充分认识到，书信来往见不到人，交流也没有面授方便。而课堂上的话，老师讲学生听，这种场景比较严肃，也比较好。就像我们今天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授课，效果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如果有机会，我到时候来孔学堂再跟各位好好学习、探讨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他认为这种面授的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讲学活动。刚才邓老师跟我说网络不好，大家在听的时候就是磕磕巴巴的，如果我们当面交流，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跟我前面讲的，他在文明书院讲学的时候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交友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闲谈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教学。王阳明实际上也把他在文明书院的一些教学方法用在了敷文书院，当然，他也根据敷文书院的特色做了一些调整，但我想他的教学方式应该还是一脉相承的。

王阳明做了很多的努力：亲自讲学；委派弟子进行书院的管理；在传播心学的时候关注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而不是单一的新教学；而且他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完善了书院的讲会制度。通过一番努力以后，王阳明的教育活动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觉得王阳明不但是一个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专门去研究一下王阳明的教学思想，我觉得这对当代教育有很大的启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后，他的教育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自己也感受到了，所以他自称“该府（指南宁）及附近各学师生前来朝夕听讲”，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来听王阳明讲学，学生有“已觉渐有奋发之志”。通过这样的讲学，他把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让他们立大志明大德，再赋予知识的教育，然后让这些学生的奋发之志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教化的效果也就呈现出来了。

随着王阳明的“日聚幕僚诸生讲学”的发展，敷文书院日渐成为阳明心学在广西的传播中心。我们研究他在广西的讲学，应该也会研究敷文书院。他对敷文书院的影响，贵州的朋友应该也是熟悉的。王阳明在广西通过书院的方式、通过讲学的方式传播他的心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进行教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来促进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他的思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王阳明对明代的科举影响人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明代的科举制度存在着一些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提出：“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学生为了科举，整天忙于记诵一些辞章，忽略了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现在也是，我们的教学也是非常注重知识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教育，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的复兴，对学生道德教育的提升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虽然王阳明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王阳明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政府官员，他不反对学生从事举业，甚至认为书院的讲学与从事举业是不相矛盾的。也就是说你既可以到书院来学习，也可以去从事举业。他在广西的一些经历中充分认识到，在广西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汉化的本土人才是非常急需的，如果能够培养一些汉化的少数民族人才，那么由他们去影响本土的少数民族，这个比王阳明去影响、比汉人去影响，收到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他虽然反对科举制度，但他不反对书院讲学与从事举业的并存，他认为这是不矛盾的。我觉得王阳明对广西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他非常重视学生对经典的学习，除了亲自登台讲学，他还聘请了很多老师，其中他聘请了福建生员陈大章为学生讲礼。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数据。据统计，有明一代，广西中举者为258人，其中洪武至嘉靖七年的161年间，中举者为120人；嘉靖八年至崇祯的115年间，中举者为138人。可见自敷文书院创办后，广西中举者急速增加。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不全是王阳明的贡献——王阳明在敷文书院的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举人逐年上涨，这虽然不全是王阳明的贡献，但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现象与王阳明讲学的直接关系。一方面他从事讲学，另一方面从事心学的传播，从事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化。我觉得书院的教学应该说对广西中举者数量的上升，有着一定的关联。可见王阳明的书院对讲学活动、对传播文化和培养人才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成效，所以他在广西通过敷文书院来讲学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总之，王阳明对广西的教化活动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和学术色彩。政治色彩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稳定当地的统治，这个是明代的意识形态。同时我们说也带有很强的学术色彩，传播他的心学思想。从王阳明在广西南宁创立敷文书院讲学以来，经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不断努力，阳明心学在广西地区传播开来，同时它的书院教育反过来又促进了阳明心学在广西的传播，也促进了当地文教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书院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大家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王阳明在广西的教化活动促进了当地文教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广西的经济文化发展。

我们从贵州、广西两地的教化实践来比较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学习、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王阳明在贵州和广西都实行了书院的教化形式，教化的形式是不是一样的？我认为，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从王阳明在贵州、广西的民族思想的实践来看，他传授心学思想都是通过书院的形式，他在贵州主要是通过龙冈书院、文明书院等书院进行。在广西主要通过敷文书院，所以两者应该说都是通过书院教学的形式，但我觉得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和不同，就阳明整个成学的过程来讲，他在贵州教化讲学的时候，“致良知”的思想还没有提出来，所以他在贵州的教化活动主要是本于其“龙场悟道”所得，主要是推行他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而在广西的教化活动，他的理论更加成熟了，这个时候他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所以他用致良知的思想在广西敷文书院进行教学，传播他的心学思想，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成熟，效果也更加的好。贵州是一个先行，广西是进一步的实践，而且广西的教化实践更加证实了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正确性。通过比较他在贵州、广西两地的教化，大家是不是更加清楚一些，也就是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方面主要来看一下阳明心学在云南的传播。因为王阳明没有去过云南，所以他没有亲身到云南去传播他的心学思想。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云南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曾经跟钱明老师进行了一些探讨，他跟我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云南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他的弟子、再传弟子进行。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阳明心学在云南的传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王阳明告病归乡修炼阳明洞天之前，曾经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并没有亲自去过云南，但他对云南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什么原因呢？云贵是相邻的，王阳明在贵州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的贵州籍人士都得去云南参考。这些贵州籍人士中去参加科举的学生，很多深受阳明心学的熏陶。他们到云南去参加考试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把阳明的心学思想带到了云南，影响了当地的一些文人。

比如，绍兴人张元忭（师从王畿），其父张天复，官至太仆寺卿，隆庆二年（1568年）张天复就逮于云南，张元忭侍之以往。张元忭是我们绍兴人，曾经到过云南。再比如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者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邓豁渠、李贽等人在云南或为官或访学，推广传播阳明心学。这个时候地方文化的交流是比较兴盛的。贵州的学生要到云南去参加科举考试，贵州也有一些学者到云南去做官，或者去访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阳明心学带过去了。另外，像大理的李元阳，蒙化的朱因登和朱光霁兄弟，腾冲的吴璋、吴宗尧父子以及罗汝芳的弟子史旌贤、张錀等，这批阳明学者也在云南进行了阳明心学的推广与传播。所以阳明心学在云南得到了很大的传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研究阳明心学的学者，应该都了解阳明心学在云南传播的一些具体情况。王阳明虽然没有去过云南，但阳明心学在云南的影响实际上比较大，阳明心学除了在贵州广西传播以外，我们把它在云南的传播也点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查一些资料，仔细看一下心学在云南是如何传播的。这是我讲的第二块内容，阳明心学和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块内容，也就是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当代启示。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非常庞大，民族思想实际上是他心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阳明思想的时候，也要加强对他的民族思想的研究——我自己在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时候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目前学界对王阳明民族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学术界对这部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在强调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下提出来的，核心论旨是“处夷之道，攻心为上”。我们所说的“攻”不是攻击，此处的“攻”非攻击之攻，乃攻治之攻，就是攻心为上的意思，“治心”是最佳之法。王阳明在广西、贵州跟这些少数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治理他们既要通过军事的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教化的方式让他们心服口服，如此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我觉得这也是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不断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包括他自己心学思想完善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实际上这与他致良知的心学宗旨是契合无间的，也是上承了孟子的以德服人，才能使人膺服“中心悦而诚服也”的礼乐王者之道，所以他是对儒家传统治理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对孟子的治理之道的传承与发展。

王阳明的“ 处夷之道，攻心为上”，也就要求施教者要顺人心之理，宜人情之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也可以感觉到，要取得效果的话，要顺人心之理，宜人情之义。否则，就像我们平时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学生接受，但我根本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那他接受不了。在少数民族治理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王阳明深知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由来已久，不可能一时一地去改变，而是通过长期的教育，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让他能够充分接受。

我觉得王阳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治理根本导向，就是“ 处夷之道，攻心为上”，实际上对我们现在的治理也是很好的启示。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注重人民的想法，我们的民族也在不断的进步，只有让大家心服口服，社会的治理才能真正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核心宗旨或者说民族思想对我们当代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自己做了一个归结，不知道确切不确切，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到时候也可以对我提出一些指引。

我把它归结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民族团结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一个大一统的民族，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如果新疆骚乱，西藏动乱，或者哪里出问题，我们的国家还怎么发展？平定这些暴乱还来不及。所以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第二，民族平等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所以王阳明提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化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第三，民族特色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何保持他们的特色，这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如果现在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就没有了。

我一条一条地跟大家讨论一下上述几点。

首先，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从根本上来说，阳明的聚焦点是“民”，心忧家国天下，情系民胞物与。王阳明诚心期望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皆能归化明王朝，从而强固明王朝大一统的天下秩序。所以他认为民心非常重要，大家全部能够心向朝廷，巩固我们王朝的大一统，那就有望了。他非常注重从民心上下功夫，比如我刚才讲的“治心”“攻心”，怎么样对他们进行教化，让他们对明王朝有一种认同。这个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团结，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多民族统一一体的大国思想是一致的。今天我们经常讲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要把他们分开是不容易的。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采取了很多的民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然后把大家紧紧地统一在一起。所以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如果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些不安定不团结的情况，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大家就不能齐心一致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所以民族团结非常重要。王阳明的民族政策对当代的启示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要紧紧地把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促进我们国家各方面更好地发展。

第二个方面，民族平等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民族团结非常重要，民族团结的根本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民族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不采取平等的民族政策，肯定会引起很多少数民族的不满，就会引起很多的冲突与矛盾。所以王阳明提出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王阳明在广西、贵州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民众非常淳朴，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们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上五颜六色的色彩，从而成为一幅美妙的画。所以他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实际上是从人之本性、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来探讨民族的平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深思镜鉴。

实际上人之本性都是善，少数民族的本性也是非常善良的，他们的心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也是可以致良知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阳明的民族平等思想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特别是在贵州、广西的实践，有利于我们坚持民族平等。从哲学思想、民族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视域加以审视，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智慧之光。刚才我们讲，他在文明书院、敷文书院的教学，对少数民族的弟子平等相待，为了他们，特意改变教学方式，让少数民族群众充分感受到大家有这样一种平等地位，所以他们会心服口服地来接受教育。我觉得王阳明的民族平等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完善与发展，有很好的启示。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民族特色是国家发展的动力。王阳明在贵州、广西进行实践教化活动的过程中、在自己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特色，才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多样、更加灿烂。如果把它同化以后，全都变成汉族文化，就体现不出其他文化的特色了。文化因为多民族特色而灿烂，他觉得应该去保护这种民族的特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民族思想的一个差异观：“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民情风物习俗的不同，根据不同民族的境况，合乎情理地区别对待，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他在广西实践的时候，实际上跟少数民族——他刚去的时候也是不太适应，因为广西的少数民族非常强悍，也不太欢迎王阳明，所以会抵制他的治理政策。但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制定了一些跟他们实际情况相关的政策措施，所以广西的少数民族人民慢慢地接受了。应该说他在贵州、广西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

我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王阳明与贵州土司安贵荣的关系前期也不太好。王阳明刚到贵州的时候，其实安贵荣是非常抵制的，害怕王阳明把他们的民族给汉化了。所以安贵荣前面实际上对王阳明不友好，而且给他设置了很多障碍，王阳明刚刚到贵州的时候，在生活上、工作上、治理上都有很大的困境。慢慢地，王阳明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诚心诚意地去对待少数民族，也慢慢地同化他们，后来贵州土司安贵荣慢慢地被王阳明给同化了，跟王阳明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前面也讲到，他应安贵荣的请求为贵州苗族人民修建的象祠作了《象祠记》，充分说明当地少数民族对王阳明是由不信任到信任这样一个转变的状态。这充分体现了王阳明治理的时候实行了“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他的民族教化思想在广西、贵州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实践也取得了成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少数民族治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王阳明“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根据他们的特色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比如王阳明在贵州、广西开办书院，传播先进的心学思想和儒家文化，亲自登台讲学，在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先进思想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实现在国家也在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绍兴文理学院也专门有一个西藏班，每年都会招收30名西藏学生。专门开设这样一个班，然后各个学院选派一些优秀的教师在西藏班进行教学，这些学生在我们这边学习四年以后，受到很好的教育，回到西藏以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贵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援疆的教师，像我们绍兴文理学院每年也会选派一些教师到西藏、新疆进行援教，帮助他们在教学文化方面开展一系列的工作，从而促进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他们的经济发展。我觉得保持民族的特色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能够长期传承下来、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

这是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对我们当代的一个启示，可能有些方面的概括不是很恰当，但这我是自己做了一些思考提出来的。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能够给我一些指导。以上就是今天我对王阳明的民族思想的一些见解。

作为有明一代的心学大家，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他心学理论在明代民族大背景下的自然延伸和实践拓展，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为了明朝大一统的需要。王阳明根于其心学的思想，提出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和“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应该说这个思想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王阳明能够提出这样的民族思想，我觉得他是充分地运用了自己的心学理论的特色，把心学理论的思想跟民族思想充分地结合起来，独创出他自己的民族观。他的民族观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升民族教育、建立深厚的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

由于本人进入阳明学领域的时间不长，研究也不够深入，对王阳明民族思想的认识和把握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聆听！

（以上文稿为录音整理，难免疏漏，请读者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