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傅锡洪：王阳明的早年经历与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

■ 编者按

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三十七岁在龙场悟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体系。在这之前，他的思想经历了所谓“五溺”或“三变”的复杂历程。傅锡洪副教授从“格竹”失败的原因，觉察佛道二教的问题之后为何不“离世远去”，见九华山地藏洞“异人”得到的启发，早年的任侠、骑射以及词章之学在其后来的思想中留下的痕迹四方面，讲述了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的思想经历以及“心学大师”的养成过程。傅老师指出，王阳明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关键在于现实与理想的融合、先天与后天的融合。世俗的学问只讲现实不讲理想，佛道二教只讲理想不讲现实，朱子学过分注重后天的努力而忽视了先天的本心，周敦颐过分注重先天的本心而忽视后天的努力。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正是在上述四方面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熔铸创新而成。

王阳明的早年经历与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

（2022年7月9日，根据录音整理）

傅锡洪

非常荣幸能来孔学堂跟大家交流、分享我学习阳明学的一些心得体会。这是我第二次来贵州，上一次是2019年，我跟贵州的缘分是非常深的。为什么？我大一的辅导员就是贵州人 ，他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不是什么学业上的指点——当然，这个也有，但最直接的就是吃辣。我原来是不吃辣的，在他的带动下就开始吃辣了。这么多年住在广东，我吃辣的能力又退化了。班里就属我跟他最熟，为什么呢？我问他是贵州哪里人，他让我猜，我们就约定好，贵州有8个地级市，我猜4个，很公平是吧？如果猜的4个里有他的老家，那他就请客；如果不在里面，我就请客，结果当然是我吃上了他请的这顿饭，他的老家兴义就在我猜的4个里。一来二去我们就非常熟了。不仅如此，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生也是贵州人，一个女孩子，她本科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工作几年以后再读的硕士，而且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王阳明，题目是“王阳明的生死观”。她告诉我一个非常有趣的小 发现：按照方言的读法，龙场悟道的“场”应该读第二声。贵州的很多地方都叫“场”，她家旁边就有一个羊场。我很高兴她能告诉我这个知识，估计很多阳明学的研究专家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小知识，所以她明年毕业的时候，我让她在硕士论文中把这个发现给写出来。

今天我讲“王阳明的早年经历与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早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到1508年，他37岁在龙场悟道的时候，在这之前都算他的早年经历。在这之后，他的思想成熟了，就不能再叫作早年了。他是怎么走到龙场悟道这一步的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格竹”为什么会失败？第二，觉察佛道二教的问题之后，为什么不离世远去？第三，见九华山地藏洞的异人或者说高人，得到了哪些启发？第四，早年的“任侠、骑射、词章”之学，在他后来的思想中留下了什么痕迹？通过具体回答这四个问题来讲清楚王阳明的早年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代心学大师是怎么养成的，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启发。

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他学习朱子学遇到挫折，这就涉及朱子学是一种怎么样的学问。朱子学有两重性质，一重是培养德性的学问，通过学习它，可以成为圣人。宋明儒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圣人是“可学而至”，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圣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了解儒学的朋友会说，孟子不是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吗？荀子也讲“涂之人可以为禹”，路途上的人可以成为禹。那宋明儒学的特色是什么？先秦儒学不就已经讲了圣人可学吗？先秦儒学确实是这么讲的，但两汉以降至唐时期主流儒学的特征不是这样的，它要么认为圣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学习可以达到的；要么认为就算可以学，但不是普通的那种学习方式就可以达到的，那种学是一种特殊的学，叫作“悟”，顿悟。所以汉唐时期主流的观点是：要么是不可学，是天生的；要么是顿悟的，这个要靠极其特殊的才华禀赋以及机缘才能达到。但宋代的学者开始说不需要这些苛刻的条件，先天的禀赋，后天的机缘都不需要，通过普通的学习就可以达到，这就是宋明儒学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朱子学也是同样的观点，通过学习朱子学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朱子学本来追求的目标，是第一重特质，是一种道德修养、内圣外王的成德成圣的学问。

另一种是什么？官方的意识形态。南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所有的读书人，只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要学朱子学。为什么？科举考试的标准就是朱子学。也就是说，朱子学是当时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就这两重性质。第二重性质就是走样了的朱子学。在千千万万个学习朱子学的人当中，王阳明有什么特色？有的，他非常有特色，他的特色在哪里？他真的按照朱子的学问去做，希望能成为圣人，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那么怎么成为圣人？在朱子的学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格物，或者说穷理，也就是充分了解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其他人知道了，也就知道了，没有太当一回事；可阳明还要去实践，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格竹”。

阳明“格竹”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他先让他的朋友或者小弟去对着一丛竹子去格它的理，结果他的小弟没有格出什么道理来，三天以后头晕目眩，精疲力尽；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大病一场。阳明这个时候就亲自下场了，小弟不行，大哥来。结果怎样呢？网络爽文中的开挂男主没有出现，但阳明确实比他的小弟厉害一点，不过也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坚持了七天，什么都没有得到，也病倒了。

接下来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怀疑朱子的理论有问题；另一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有问题。他怎么选？结果阳明作为朱子的迷弟，作为朱子的大粉头，没有怀疑朱子，而是怀疑自己，可以看得出阳明还是蛮谦虚的。“格竹”失败这件事情让他明白了，通过格物来掌握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最终成为圣人，真是太难了，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圣人大概是做不成了。

大家会问，阳明“格竹”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在回答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们先岔开去讲一个问题：阳明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格的竹？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说不重要，不重要。说重要，重要。你得了解他的思想是怎么一步步转变过来的。记载他生平经历的年谱说，1492年他21岁的时候，是在北京父亲的办公楼格的竹。大家知道，1492年这一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航海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们自己课本上主要讲的是地理大发现，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一直往东探索，这个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也属于14、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范围，但不能概括在大航海的范畴中。所以讲大航海的准确性是不如地理大发现的。无论如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492年是世界历史新的开端。暂且不去管它。

有些学者发现1492年阳明21岁“格竹”的这个记载有问题，不靠谱。不靠谱在哪里？他的祖父叫竹宣公，他的父亲叫龙山公。他的祖父在1490年的时候去世，他的父亲就带着他回浙江余姚守丧。他的父亲作为他祖父的儿子，应该为他的祖父守孝三年，所以他1493年才能回北京。1492年，他怎么可能在北京“格竹”呢？可见年谱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1492年21岁格的竹，那又是什么时候格的？这个时候我国学者就采用了日本学者发现的一个新材料（如图1），新材料的内容是阳明讲述自己的经历，从十五六岁一直讲到三十七岁龙场悟道。他说自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有志于成为圣人，刚才我们讲到的宋明儒学的一个基本特质、根本追求是什么？就是成为圣人，在阳明心中确实是深深地扎了根的，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志存高远的有为青年。可是剧情不是这样子发展下去的，他特别苦闷，为什么？因为没有找到成为圣人的具体方法，志存高远，却还要脚踏实地，要有具体的入手处和操作方式，他没找到，所以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放下了成为圣人的理想。但又峰回路转，有一天，他看到老爸办公楼前的一丛竹子，就想起“格竹”的道理。学者看到这里就认为“格竹”发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在北京，没有回浙江，看来是铁板钉钉的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我发现有问题，在哪里？

阳明十八岁的时候回南方结婚，经过江西上饶，上饶有一个朱子学的大师娄谅，于是他去拜见了这位朱子学的大师。年谱之类的材料记载说，他大受鼓舞，觉得圣人并不是那么难以达到的，成为圣人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他十五六岁就格了竹，并且以失败告终，他肯定会请教娄谅如何处理“格竹”失败之后的后遗症。可是年谱之类的记载只字未提“格竹”失败的事情，只是说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很振奋，是对朱子学非常正面的评价。这肯定说不通，“格竹”应该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他是先受到鼓舞，感到振奋，然后因为“格竹”失败而被打击。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逻辑顺序，对吧？所以“格竹”应该在这之后才对，而不是发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年谱的记载是不是真的有问题？阳明的祖父1490年去世，他的父亲理论上确实要守孝三年，就像《论语》里说的三年之丧。不过正像弟子宰我跟孔子抱怨的那样，“三年的时间太长了，黄花菜都凉了”，惹得孔子特别不高兴。尽管孔子特别不高兴，但他又不能用充分的理由说服宰我，最后只好气呼呼地说：“行吧，你这小子要是心安的话，你就只守一年的丧好了。”

后来的历史正像宰我抱怨的那样，三年太长了，后来人基本上都是守孝两年零一个月或者两年零三个月，用零头的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代表一年，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宰我之类的人妥协的办法。阳明和他的父亲完全可以在1492年回到北京，所以年谱说他1492年在北京“格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大家会问，新材料不是说了吗？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格了竹，这个怎么解释？其实也很简单，新材料说从十五六岁有志于成为圣人开始，一直讲到了三十七岁龙场悟道；说他十五六岁就有心想要成为圣人，可是苦于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一向姑放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下了，这个很重要。搞不定暂且不管，在这之后才发生“格竹”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不能说他一定是在十五六岁这两年的一段时间，而应该是从整个记录来讲；他是讲了二十多年的事情，从十五六岁一直讲到三十七岁龙场悟道，在这段时间中的“过了一段时间”放下，完全有可能是几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并不就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这个材料跟年谱说的是不冲突的。

学者们做研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就是找很多材料去分析、推理，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要经得起材料的检验，要能够说得圆，挑不出毛病，没有相反的证据来推翻，这是做学问的最基本方式。

我们不岔开去讲那么远了，回过头来回答阳明“格竹”失败的原因。他是怎么“格竹”的呢？书上说他“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不需要太多的材料，“所以然”这三个字就够了。对照一下，朱子确实说了“所以然”，不过他还说了“所当然”，甚至“所当然”还放在“所以然”的前面。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所当然”就是你应当做什么，“当”是应当的意思；“所当然”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比方说应该早起，这是“所当然”。为什么应该早起？因为生命很宝贵，晚起的话浪费太多的时间等，这就是“所以然”。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要勤奋。这里面有三计，一日之计、一年之计、一生之计。日本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开启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之前算是日本的古代；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大儒安井息轩，他教书的私塾就叫三计学堂。早起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要早起。

首先应该讲“所当然”，知道你应该做什么；然后才去讲“所以然”，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个是在朱子那里的正确顺序。那竹子的道理是什么？王阳明不是要去格竹子的道理吗？按照朱子的观点，竹子的道理是什么呢？比如竹子应该种在向阳的山坡上，而不是水田里，也不是背阴的山坡上等，只有这样竹子才能长得好，这就是竹子的道理。

首先应该讲“要做什么”，然后讲“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阳明只讲了“所以然”，没讲“所当然”；都没有讲“应该做什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为什么要做这些的理由”，对不对？这是他“格竹”失败的第一层原因。

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即便我们理解了应该早起的道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应该早起的理由，可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不愿意早起，对不对？即便我们知道应该孝敬父母，理解为什么应该孝敬父母，可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不孝敬父母，对不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也知道拖延不好，可是手机在手上就是不愿意放下。抖音、B站的视频看了一个又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只是理解了“所当然”，知道应该做什么，理解了“所以然”，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够的，对不对？理解了这些，我们可能仍然不愿意按照知道的来做，对吧？朱子的格物穷理如果只是要人理解“所以然”和“所当然”的话，那他的理论就不能引导出行动，就要归于失败。就像人们感叹的那样，“明明知道了这么多道理，可为什么还过不好这一生”。朱子讲的道理没有用，反正知道了也做不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朱子的理论就是失败的。

可是你要理解朱子是多聪明的人，他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严复先生，近代大翻译家，也是我们福建人，他1854年出生，1921年就去世了。他有个观点：今天的中国不管好还是不好，百分之九十是由赵宋一代，也就是说宋代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具有百分之九十的影响。那么宋人当中最重要的是谁？司马光，他写《资治通鉴》，影响很大，是不是？苏轼，苏东坡，他的豁达境界对后代也很有影响；王安石，他的变法对后代也很有影响——很多人说王安石是穿越回去的。但影响最深、最具影响力的宋人应该是朱子、朱熹。为什么？他的思想观点，通过两个非常关键的渠道影响后来的中国。一个是科举考试，他注释的四书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这个是所有的学生要考的，这是一个上层渠道。另外一个渠道就不只是针对读书人等上层阶层，而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都适用的“家礼”，家庭的婚丧嫁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阶层都有影响。

刚才不是讲三年之丧吗？家礼的规定实际上也不是真的如实执行。从这个角度讲，朱子无论是对上层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至深至巨的。他有聪明的头脑，是一等一的人才，怎么会只想到“所当然”和“所以然”这一层？他还想到了更深的一层，那就是“所以然而不可易，所当然而不容已”。我保证几句话就能讲清楚，这是我研究朱子学非常重要的心得。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才算够意思。

朱子所说的格物不仅是要让人理解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应该这么做，而且要让人理解和相信两点：第一是非这么做不可，不得不这么做，这么做具有必然性，除了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不可易就是改不了，非得这么做不可，就是只能往这个方向走，不能往别的方向走。不是说“放下手机是好的，但再看也没问题，怎么样都可以”，不是这样的。你要相信这么做具有必然性，不能往别的方向走。但光感受到这是必然的，不得不如此做还不够。还有第二点，那就是要感受到应该迫切这么做，立刻、马上、刻不容缓，当下就得这么做，不能拖延；不是说今天去做也行，明天去做也行，而是只能当下就去做；“不容已”，就是容不得停下来，现在就得去做，就是情不自禁、情非得已，停都停不下来。

所以格物不仅要理解“理”的内容，即“所当然”和“所以然”，而且要相信“理”的性质，“理”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只有做到了这两层，格物才算是完成，格物也才能最终引导出相应的行动。你都相信了这个事情，比如早起是不得不如此的，当下就得如此的，你还会不早起吗？这是朱子格物论的要害。

为了讲清楚这一点，我还要讲朱子的一首诗，朱子不仅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理学家，而且文笔也非常好，所以有时候觉得朱子有这么好的文笔去而做了理学家，可能有点亏了，是不是？他的文笔好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都会背他的几句诗，比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非常会写诗，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两首诗，而是另外一首，可以用来比喻格物之前和格物之后的不同状态。“昨日江边春水生”，在整个冬天因为下的雨很少，江水的水位很低，但是春雨来了，千沟万壑的水都汇集到江里了，所以昨天江水就涨起来了；“艨艟巨舰一毛轻”，一条非常大的船就像一根毫毛一样轻巧地在水里漂；“向来枉费推移力”，之前白白地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去推这艘船，可还是怎么推都推不动；“此日中流自在行”，今天因为水涨起来了，所以不用推它就能自由自在地在水里面漂流了。春天的江水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一条大船你怎么推它都推不动，这就可以比喻格物之前怎么都不想行动，没有动力；可是等这东西涨起来以后，不用推，它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漂流起来，这就可以比喻格物以后不用努力就能情不自禁地去行动。

所以“明白了这么多道理，还过不好这一生”这个问题，从个人而不是社会的角度来说，原因是什么？是并没有真正把握“理”，只是明白了“理”的内容，没有相信“理”的性质。

朱子说“表里精粗都要格”，才算是穷尽了事物的道理。如果仅仅是知道了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那只是很粗糙的了解；只有相信了这是不得不如此，当下就得如此，才算是深入理解到了骨髓，才算是把握到了精髓。

大家会问怎样做到由表及里，去粗取精，这就是另一层的内容了。比如说朱子的其他想法：“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岔开去讲，这首诗怎么跟他的思想关联起来。“等闲”是什么意思？轻松容易，很轻松就可以识得东风的面貌，东风无形无影，但是你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它、理解它、把握它，为什么？因为“万紫千红总是春”，你可以从他的成果中，从它的效果中了解它；它虽然无形无影，但它的成果是有形有影的，可感可触的，是鲜活呈现在你面前的万紫千红的春天。这个有什么用呢？孟子说“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如果看到不好的情形，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恻隐之心，从“恻隐”就可以看得出人有抽象的仁爱的品质；从“羞恶”就可以看得出人有抽象的义的品质，仁义礼智是抽象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形状面貌，但可以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样可感可触的现实情形来展现，去了解这个不可见的、抽象的“仁义礼智”的本性。所以说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像我们刚才念到的另外一首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活水”是什么？怎么来理解？这个肯定是一贯的，就是说在他的思想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讲了。

重要的是阳明随大流学朱子学，没有透彻地了解朱子学，所以他是没有钻进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阳明没有真正正确地理解朱子。虽然这里推崇阳明，但我们也要客观真实地去了解他。他“格竹”失败以后不怀疑朱子学，不把锅甩给朱子，是对的。确实不是朱子的锅，朱子自己是讲清楚了的。但是人们不理解，不仅阳明不理解，阳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也不理解，现代学界也有很多学者不那么清楚这一点，一些人认为在朱子那里存在“即便格物了也不去行动”的问题。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说，在朱子的思想中，他有一种“疲弱散漫”的感觉。他对阳明是批评比较多的，他对朱子是比较肯定的。即便是对朱子那么肯定的钱穆先生，也认为朱子存在“疲弱散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理解的朱子格物只能解决“所当然”和“所以然”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朱子在更深的一层解决了“所以然而不可易，所当然而不容已”。他没看到必然性、迫切性的这一层，如果看到了的话，他就不会觉得朱子存在“疲弱散漫”的问题。钱穆先生不觉得朱子的思想不如阳明，但很多学者就会从这一点出发，认为朱子的思想是不如阳明的，不像阳明那样可以做到“知行合一”。这其实是误解，是冤枉了朱子的理论，朱子的理论也是可以做到知行合一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阳明，不能说只有阳明才是好的，朱子或者其他人是不好的。朱子和阳明都可以自圆其说，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心学，以为心学可以包打天下，不是这样的。每个学问都有自己的长处和问题，要善于吸收各种学问的优点，并避免它们的缺点。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阳明“格竹”失败了以后，最终放弃了朱子学的道路，那他去学什么了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内容——沉迷于佛教和道教，并最终走出来。书上说他“放情去学”佛道二教两家的学问，以前还觉得只有儒家是正本，佛教和道教是异端邪说，是洪水猛兽，不敢光明正大地去学，只敢偷偷摸摸地去学，但是“格竹”失败以后就不同了。朱子学太辛苦了，一个竹子的道理都搞不懂，朱子却要求人搞懂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这要多累。相比之下，佛教和道教给阳明什么样的感觉呢？轻松简便，学起来很方便，“明心见性，直指本原”。就像俗话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很简单、很轻松。中国流传最广的佛教流派是净土宗。净土思想是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非常简便易行，这是最极端的。阳明知道了自己没有力量去做圣人以后，放下了心理上的包袱，不觉得佛道二教是异端邪说，不觉得他们是洪水猛兽了，而是酣畅淋漓、无所顾忌地钻研进去。所谓“放情去学”佛道二教，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十多年，至少到1503年他32岁的时候。他在这十多年里进步神速，最后修炼到了什么程度？两个，一个是能够未卜先知——他能够预测今天会有朋友来看他，先派仆人去路上迎接，结果在路上真的碰到了前来拜访的朋友，朋友们都特别惊奇；一个是通过练导引术达到了“血气通畅，没有障碍”的状态，这个时候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很清澈的水晶宫，内部的结构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大概练气功到一定境界，就可能有这样的效果。导引术有点像后来的气功，向外可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向内可以看到自己身体的构造，修炼程度可以说是很深很深的，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要脱离尘世、遁入空门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不是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而是一代高僧大德的养成或是一代得道真人的养成。

在这个关键时刻是什么因素拉住了他，让他最终没有做出脱离尘世遁入空门的决定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对他父亲和祖母的依恋。他的母亲在他十三岁时就过世了，他的祖父也在他十九岁时过世了，所以他当时依恋的是他父亲和祖母。他觉得依恋亲人是人在孩提时代就养成的习惯，是人的天性，不能抛弃，他还有牵挂，不能无忧无虑地遁入空门。这段时间他住在杭州，杭州一向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因为那里的和尚跟跳蚤一样多。有一天他就遇到一个和尚闭着眼睛在那里静坐，他很喜欢做恶作剧，他就去捉弄这个和尚，这个和尚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说，他却上去不怀好意地污蔑人家：“这个和尚整天眼巴巴地看些什么，整天口巴巴地说些什么。”为什么说不怀好意？这个和尚在修行一种叫作闭口禅的法，闭口不言，闭目不看，你不跟他说一些刺激性的话，他根本就不理你。他明明什么都没看，你却说他整天眼巴巴地看什么；他明明什么都没说，你却说他整天口巴巴地说些什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激将法果真很有效，这个和尚就被他吓到了，睁开了眼睛跟他攀谈起来，阳明成功地让和尚破了功。这个时候阳明就开始给他灌心灵鸡汤，问他：“你还有没有亲人？”和尚说：“老母亲还在。”阳明就问他：“想不想念老母亲？”可能和尚的道行比较浅，不够有定力，所以就说：“怎么能不想念？”阳明说：“既然想念，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和尚思念母亲的心被唤醒。等阳明第二天再去问的时候，有人跟他讲，天没亮的时候这个和尚就已经收拾东西回家去了。

讲得怎么这么像《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甄士隐。甄士隐中秋节的时候请贾雨村喝酒，资助了他五十两银子巨款，相当于今天的十万块钱左右，以及两套冬天的衣服，让他可以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大概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生怕甄士隐酒醒以后后悔，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跑了。这个和尚第二天也是天还没亮就走了，有可能是被阳明说怕了，不想再见到他。

依恋亲人实际上就是阳明自己的想法，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了。佛道二教在他看来简便易行，但简便易行过了头，以至于连亲人都要抛弃，这就太过分了。所以他最终走出了佛道二教，重新回归了儒家。捉弄和尚的意义在于展现了他向儒家回归的心态。你说他回归儒家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对不对？亲人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是什么？今年4月我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只讲了这第一个因素，不充分。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放不下天下苍生。他30岁的时候被派往江淮地区重新审理案件，为很多囚犯平了反。本来在官场上这是很忌讳的，因为你给囚犯平反给他们改判了，就等于打了前任的脸，意味着他们的判决是错误的，是会得罪人的。但阳明不在乎这一点，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就给很多人平反了，让很多人保住了生命或者恢复了自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他心情愉快，顺道游览了安徽九华山——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写了洋洋洒洒、文采飞扬的《九华赋》，里面就表达了兼济天下苍生的儒家理想。

我们知道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知识分子一直有这样的情怀，这就是阳明走出佛道二教的第二个原因。无论亲人还是天下苍生，他都放不下。这让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学讲课，除了讲刚才提到的宋明儒学，即朱子学、阳明学以外，还讲中国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偶尔也涉及一点《水浒传》里董超、薛霸这两个坏蛋在野猪林要杀死林冲的时候，一个胖大和尚跳将出来，这个胖大和尚就是鲁智深，他对林冲反反复复说的四个字，“放你不下”。这样一个最有慈悲心的鲁智深，不仅救了林冲，救了金翠莲，还帮刘太公的女儿解除了跟山大王小霸王周通的婚约。他在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是结局最好的一个，最后在杭州圆寂了，这是《水浒传》里的放不下。

《红楼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贾宝玉出家，“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乍一看整部书的主题是远离世俗生活，解脱人生烦恼，放得下。可是曹雪芹在全书的一开篇就说“大旨谈情”，最根本的宗旨是什么？谈情。空空道人看了石头上写的“红楼梦”三个字以后，居然不要“空空道人”这个号了，而改名为情僧。看来整部书的主题不是要讲“解脱”，而是要讲“情”，讲“放不下”。对曹雪芹来说，尤其放不下的是闺阁中那些有见识的女子，不忍她们的事迹被埋没。为什么要写贾宝玉出家，出家和“放不下”怎么融贯起来，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林林总总的情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放不下”。

有一句流行语说“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就是放不下；从阳明或者儒家的角度来讲，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抛弃现实的世界，因为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就可以实现理想，理想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或者远方，无论是佛教许诺的最终目标、最终理想——跳出六道轮回，达到涅槃；还是道教许诺的最终理想、最终目标——登天成仙。大家看他们有个共同的结构是什么？儒家讲人可以成圣，佛教讲人可以成佛，道教讲人可以成仙，他们结构是共同的，但是差别在哪里？圣人还是要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的，成佛成仙就要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佛教和道教追求的最终目标都脱离了现实的世界，都不是安顿理想的合适场所。这是“不抛弃”，不过光讲不抛弃又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实的世界中实现理想又是很困难的，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会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比如得罪人；还有自己的局限，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要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所以还要“不放弃”。

有一句话能够表达“不抛弃不放弃”的意思：“早上起来有事情要做，有人要关心，有痛苦可以受，人生就充满意义”。今天上午要来参加讲座活动，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明天要考试，然后谁有点离不开，我要去帮助他，或者说我跟他在一起有事情可以做，有人可以关心，有痛苦可以受，人生就充满了意义。为什么要有事情可以做？要有人可以关心？因为那样人才有牵挂，生活才有意义。为什么要有痛苦可以受呢？因为人是半成品。你去看牛、马和鹿生下来的时候，几秒钟，小牛、小马、小鹿就可以站起来了，人不行。不仅如此，上天造人只造了一半，就让人上路了，还有一半要人自己塑造培养。俗话说“一样米百样人”，一样的米为什么养出了百样的人？就是后天塑造和培养的结果。如果没有痛苦，人就不会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就会躺平，就会丧。如果有痛苦可以受，人就会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就会有能力去反应，人生的意义就得以实现。阳明对这个世界还有牵挂，没有一骑绝尘而去，沉迷于佛道二教，最后又走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内容。

在这段时间前后，他在九华山又碰到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给他指点了一条新的道路。朱子学不行，佛道二教不行，你得有出路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内容：学习周敦颐和大程的心学。心学不只有王阳明的心学，还有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前面还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周敦颐和大程。周敦颐、大程和陆九渊他们是很接近的，我今天主要讲周敦颐，顺便讲一下大程，把他们这一派的主张给讲了。虽然题目是“王阳明的早年经历”，但实际上讲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题目是“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好像只讲了王阳明，但实际上我把朱子学、阳明学、周敦颐等这一派的象山学也讲了。

阳明学习周敦颐和大程的心学，是我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他学习了，但是又有所保留。

这个高人住在哪里呢？九华山的地藏洞。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阳明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呢？他不是去九华山旅游吗，首先遇到一个善于谈仙说道的世外高人叫蔡蓬头，可能是一个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比较邋遢的高人，所以就叫蔡蓬头。阳明兴致勃勃地跟他攀谈起来，阳明是一个social boy，没有以貌取人，没有因为蓬头垢面不跟他说话，结果人家反过来嫌弃他，不是嫌弃他邋遢，而是嫌弃他不邋遢，太端着了，嫌他穿着官员的服装，摆官架子，讲话的时候又打官腔，不够诚心诚意，所以就没有给他传授自己的学问，跟阳明说了几句话后就一笑而别，飘飘然而去，阳明挺失落的。

不过阳明的运气还不错，他听说地藏洞里有另外一个人，睡在松毛堆里，不吃煮熟的食物，但是修行功夫很深厚。第二天他就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去找，果真看到一个人睡在松毛堆里，这个人的脚很有特色，就像蔡蓬头的头发很有特色，阳明忍不住去摸他的脚，结果把这个人弄醒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高人。这个人特别惊讶，问阳明：“这么危险的路你是怎么来的？”他比较随和，不像蔡蓬头那样不肯传授学问的样子。阳明问他最高妙的道理，就像今天的粉丝见到偶像，要偶像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东西。这个高人就跟阳明讲了一句话：“周敦颐和大程是你们儒家的两个好秀才，儒家还是有厉害人物的。”阳明听了很高兴，当作金科玉律，奉若神明，第二天又去找他，结果已经不见了，人家走了，大概不想再被人打扰；本来处在深山野林，历尽艰险才能到的地方，结果也被人找到了，这还了得？再往深山更深处去，可能世外高人就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不想被人打扰。阳明只能怅然若失，不过这一句话也够了，有心人不需要过多的提示。阳明显然是这样的有心人。他就开始认真钻研周敦颐和大程的学问，他们的学问是怎么样的？大家对周敦颐都有所了解，他的《爱莲说》很有名，所以理学家不是板起脸来的那一种人，周敦颐能够写《爱莲说》，朱子能够写有文采的诗词，在整个诗词的历史上都是有一席之地的。《爱莲说》还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文章说牡丹是花里面雍容华美的富贵者，可惜有点俗了；菊花是花里面品格高洁的隐逸者，躲起来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过未免太孤高了；只有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样子。淤泥代表恶劣的环境，清涟代表美好的环境，植根于淤泥之下成长的清涟，代表不脱离世俗的生活，不抛弃现实，但保持了理想和追求，这就是儒家的特色，既注重现实，也注重理想，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闫学峰先生提倡道义现实主义，提倡讲道理、道义，但是又得落到现实中来，单单讲道义，曲高和寡；只讲道义不讲现实，只讲现实不讲道义，都不行。战略学研究专家王鼎杰说，怎样的人才最容易成就大事？那就是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这些想法跟儒家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追求在现实世界中的理想，这个是儒家共同的追求，不是周敦颐的特色。

周敦颐的特色是什么？这就要看他教给学生什么东西。他有两个学生最有名，就是大程和小程，程颐和程颢两兄弟，合称“二程”。像我们贵州讲阳明，河南讲二程。从雕塑看这两位很奇怪，一位捋着胡须，一位拿书。一般的理解是，捋着胡须的是比较洒脱自在的哥哥程颢，拿书的是弟弟程颐（如图2）。他严肃，严肃到什么程度？学生轻易不敢打扰他，有一天他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学生在门口站着，不敢打扰他，一直站到雪落得很深，这个故事叫作程门立雪。所以弟弟是比较严肃的，哥哥比较轻松洒脱。

这两个人十五六岁的时候，跟着父亲从北方——当时北宋的中心就是在河南，来到了偏远地区的江西。父亲发现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周敦颐，却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学习，为什么不自己教？他自己又不是没有学问的人。他自己要是没有什么学问，也看不出周敦颐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对不对？因为要当好老师的话，必须非常严格，自己教的话就容易伤害父母和子女之间天然的情分，容易父子反目，所以古人往往怎么做？交换教育，这叫作“易子而教”。北大心理学系的老师有个调查，厌学的学生当中，50%的都是来自教师家庭。我的一个同事，当然，也是老师，有个女儿13岁了，就抱怨家长经常用跟学生讲道理的方式跟她说话，让她烦得要死。

周敦颐教什么呢？“孔颜乐处”、“吟风弄月”，我来解释一下。孔子和颜回快乐的地方在哪里？孔子的快乐不是山珍海味，荣华富贵，心里踏实就是最大的快乐，哪怕粗茶淡饭也在所不辞。所以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回的快乐是什么？孔子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是怎样一个人呢？再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他也能快乐得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快乐。我的眼睛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也非常痛苦，做好了去敬老院或者福利院的准备。所以我跟领导说，大家失败了，无非就是做个普通人，我失败了就得去敬老院。在博雅学院毕业生座谈会上，我就说，希望大家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开心得起来，因为我们的终点同样都是敬老院。大家听后哈哈大笑，我非常高兴，生命最本质的东西跟外在的名誉、财富、地位等都没有关系；没有这些东西，即便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仍然可以很快乐。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陈默说，两个母亲进行对比，有一个妈妈培育了一个博士儿子，这个博士后来还做了外交官，谁都羡慕这个妈妈，但是她却天天在吃抗抑郁症的药。还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不过是个普通工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天天都乐呵呵的。

除了孔颜乐处，还有著名的“吾与点也”。“点”是一个人，孔子的一个弟子叫曾点。孔子问他的志向，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以后岿然叹曰：“吾与点也！”意思是我还是赞成曾点吧，给曾点一个大大的赞。岔开说一句，为什么我们说孔门有七十二个贤人，从曾点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曾点这句话是说人在屋子里一整个冬天都要憋坏的，春天来了以后，换上轻便的服装，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到郊外去春游，在沂水河边泡个脚，那里可能有温泉，水比较暖和，在唱戏的舞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就回来了。这多么惬意，就跟夏天的晚上去十里河滩散散步，让人心情愉悦。周敦颐就用这些来教二程兄弟洒脱自在，享受生活本身的快乐而不自寻烦恼。

这是“孔颜乐处，吾与点也”，还有吟风弄月，就是培养对山川草木等大自然的感情。看到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样子，就有种兴发感动，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觉得自己也振作起来了。这个世界这么生机勃勃，自己怎么能继续躺平下去，怎么能继续丧下去？所以周敦颐为什么不去除掉长在窗前的野草？不是他懒惰，而是他觉得自己胸中也充满了跟野草一样的生机和活力，觉得自己胸中有股容不得停下来的、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冲动。二程兄弟，尤其是大程可以说是深得老师的精髓，他们喜欢游山玩水，也喜欢看刚刚孵出壳的鲜嫩的小鸡。看它们生机洋溢的样子，觉得自己身上的生机和活力也被唤起了，激发出来了。

刚才我说在朱子那里明白了道理和去行动的问题，是通过格物来解决的，理解和相信了“理”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就会去行动。在周敦颐这里，它不是通过苦哈哈的格物，而是通过轻松自如的审美，是通过直觉感受大自然和自己身上的活力和冲动，这样就有巨大的力量去做事情，这是他学问的关键。周敦颐有一个八百年之后的继承人，一个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湖南人，写湘西《边城》的沈从文。我为什么说沈从文继承了他呢？沈从文可以在远山的落日中，河底的原石中看到智慧，真真切切的智慧，而不是知识。

什么叫作智慧而不是知识？知识跟我是对立的，我是主体，知识是客体，我去学习知识，我和知识是一种静观的关系，我是静静地观看一个对象，叫作静观，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什么叫作智慧？河底的圆石，远山的落日，它跟我是一体的，它能兴发感动我，能让我觉得有一种感动，能让我爱上这个世界，这个就叫作智慧。所以我说沈从文虽然是文学家，但他深得八百年前的老乡周敦颐的精髓，所以我要写一篇文章《从沈从文观周敦颐》，把文学和哲学放在一起来讲。沈从文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弟子，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汪曾祺。汪曾祺说他最感动的是什么？他说他很欣赏孔子、欣赏曾点那种超功利的态度。他说宋人有两句诗写得特别好，其中一句是“四时佳兴与人同”，四季有一种美好的兴发感动，这跟大程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总是感觉胸中充满了深情，但又要知道世上有很多可怜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跟我们是一体的。智慧，这个就是周敦颐他们这一派的学问。他是感受到了大自然和自己身上的一种生机和活力，感受到了自己和天地万物那种血脉相通的关系。所以外界的苦难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召唤，他不会觉得要费很大的力气去努力，而是由自然而然的动力去努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重要的是你要放松下来，不要感到紧张和压力，不要紧绷着，放松下来以后就可以感受到天地万物和自己身上潜藏着的力量。你身上本来是有巨大力量的，本来是很聪明的，但因为太用力了，太紧张了，太想要成功了，太患得患失了，所以这个力量就被遮蔽住了。这个力量就是良知或者本心。

放松下来，不要刻意用力，就是这一派的特色。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却又特别具有参考意义。今天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很多人说是用力过猛的时代，是卷生卷死的时代。我们总是让小孩紧张起来，塞满他们的日程，想让他们多做一些事情，结果是什么？他们完全没有自主性，做什么都是被动的，没有内在的冲动和活力。去年九月，我碰到一个刚上大三的学生，是我们博雅学院的学生，博雅的学生都是优中选优挑出来的，底子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不错的，他跟我讲他的成绩不够保送研究生，前50%可以保送研究生。压力特别大，情绪特别低落。我一听，很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大三不用为了成绩而学习了，你自由地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了，反正保研不了，他听了特别惊叹，完全没有想到没有保研资格还有这个好处。他说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学不进去。我建议他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他想了几天以后跟我说，没有直接想要看的书。我听了以后大为惊讶，这就是我们加给学生的压力，学生已经没有自主性了。所以北大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说，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活着没有意义，觉得自己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觉得自己十九年或二十年的人生都在为别人而活。这就是外力支配过强，总是忙着完成别人设定的目标而丧失自主性的后果。所以北大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愤愤不平地说：你们这些家长“鸡娃”，让孩子那么卖力气地学习，把孩子送上重点中学，送上北大，然后让他们成为我的来访者。

弦太紧了就会断掉，人绷得太紧了就会茫然失措。《红楼梦》里宝玉为什么出家？我们今天是最能理解他的时代，别看他是贵族公子，千人疼万人爱的，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而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但又不能由我来使。”这是他的自白。更重要的是，他跟晴雯的感情，跟黛玉的感情，都不被认可。在父母眼里这些感情什么都不是，跟谁亲近，跟谁结婚，什么都得由家长来包办。最后导致晴雯、黛玉等人先后夭折，在这种情况下他无事可干，也无人可关心，他不出家才有鬼。周敦颐这一派说，你要放松，也要让别人放松，在放松的情境中去感受万物和自己身上生生不息的力量，对我们今天是特别有参考意义的。

周敦颐和大程的这一套与佛道二教一样是简便易行的，但是跟佛道二教又是有区别的，它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而是要让现实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不忘记儒家的理想和追求的。既不像朱子学那样辛苦，又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牵挂。所以说周敦颐的道路同时具备了朱子学和佛道二教的好处，却又避免了佛道二教的问题。

阳明这下应该满意了吧？但是没有。如果满意了的话，他的悟道就应该是在见到九华山地藏洞的高人以后，可是那个时候他才30岁，离他龙场悟道还有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如果悟道了的话，就没有我们贵州龙场什么事了。那他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周敦颐的这一套太高妙太玄了，太简单了，他抓不住，没有入手处。有个比喻——他们自己这一派人说的——就像空中的鸟迹。鸟飞过空中有痕迹吗？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水中的月亮，你抓得住吗？抓不住。你可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小鸡和野草，可就是无动于衷，觉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胸中的理想确实在燃烧，但就是不想起床，怎么办？所以阳明还是要去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抓得住的方法，这个方法要发挥良知的作用，这个是人人都具有的；也要发挥后天努力的作用。这个就是他在龙场悟道的内容。良知当下就可以呈现，比如这个时候你应该起床，或者应该放下手机了，这就是良知在当下呈现出来的；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良知是比较脆弱的，是转瞬即逝的；单独靠良知不足以让你放下手机，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要依靠后天的努力去落实良知。所以阳明的道路是先天的良知和后天的努力一起上，两个都不忽视。周敦颐的放松和朱子费劲巴拉的格物他都不赞成。周敦颐一派忽略后天的力量，朱子则太忽略先天的力量。一代心学大师悟道了，说起来简单，但其实是综合了朱子和周敦颐的两条道路，而又不同于他们中的任何一条。

还有一个内容，在阳明的养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少年时代喜欢做一个侠客，白马轻裘，仗剑斩妖除魔。当然，光空有这样的理想还不够，还要有点本事，不然就是纸上谈兵的。他还舞刀弄剑，舞文弄墨，文武兼修。这样的阳明跟后来的阳明不太像，对吧？但跟《红楼梦》里的一个人物很像——宝玉的好朋友柳湘莲。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概括这种类型的人的特点是什么？能文能武，阳明符合吧？行侠好义，急功好义，阳明符合吧？博通百艺，聪明颖慧，灵性过人，阳明都符合。只不过周汝昌先生解释，这种形态的人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说柳湘莲这种类型的青少年是满族入关以后，满汉两个民族融汇后的特殊产物。这种类型的人物是清代以前所没有的。我不认同他这句话。对芸芸众生来说，刀枪文墨这些是世俗的学问，个人有一身的好武艺或者能写一手好文章，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所以说这是世俗的学问，不存在什么理想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上谋生而已。

这些世俗的学问在阳明的生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他在平定藩王叛乱后，因为功劳非常大，惹人嫉恨，太监就来刁难他，要跟他比赛射箭，存心要他这个文弱书生出丑。结果阳明沉着应对，顶住压力，连射三箭，三射三中，简直是爽文的剧本，狠狠打了太监的脸，对这些飞扬跋扈的太监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他还熟读兵书，这在平定藩王叛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用空城计，有一次突然遇到敌人，他手上的兵力非常少，有也是各种伤亡，他就虚张声势；有时用反间计，离间敌人，让他们叛乱的一个首领跟他的两个谋士产生嫌隙，藩王就花十天的时间去调查两个谋士是不是真的跟阳明私通，如果真的跟阳明私通，那还了得？结果就延误了战机，阳明就成功地拖慢了敌人行动的速度。

这些世俗的学问，对他建功立业很有帮助。可是这跟心学大师的养成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刚才问的是这些世俗的学问对他成为心学大师有没有帮助呢？回答是有的。怎么才能学好这些世俗的学问？阳明的心得是“虚静”，你心里纷纷扰扰当然就学不好。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说两个人学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学得很好；另一个人一会儿看外面的天上有没有鸟飞过，有的话把它射下来饱餐一顿，三心二意，心里装着很多东西，所以自然学不好。虚静跟良知学有什么具体的关系？良知的一个特点就是虚静。阳明非常喜欢练习书法，这可以说明良知学的道理和世俗的学问是相通的。练习书法本来只是世俗的学问，但阳明把它看作是修身养性的一个手法。练习书法是为了磨炼自己，让自己神闲气定，这些技能的养成起到了磨炼心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磨炼心性的作用，他24岁的时候，第二次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结果还是落榜了，到第三次才成功。所以相比之下朱子是蛮幸运的，19岁第一次参加就中了进士，闷头闷脑还没想明白就成功了，但是他70岁的人生当中也只是9年做官，只有46天在朝中，从政可以有一时的影响，文化却可以有长远的影响。阳明总共考了三次才考中进士，别人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表明他心性修养的效果：“别人以落榜为耻辱，我以落榜的经历有波动为耻辱。”以成败得失、荣辱祸福为很在意的事情，得到了高兴，得不到就痛苦，我以心里产生波动为耻辱，不是以落第为耻辱。成败荣辱，祸福得失，这些都惊动不了他。心性磨炼好了，不仅遇事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做到风轻云淡，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有人统计了一下，书法家往往长寿，比如古代的书法家欧阳询活了85岁，柳公权活了87岁，董其昌活了81岁，文徵明活了89岁，现代的书法家也许是一样的。学哲学如果学得通透也有这个作用，冯友兰先生活了95岁，他晚年就住在北京大学，房子旁边有三棵松树，所以叫作三松塘。人家采访他：“老先生健康长寿有什么秘诀？”他说就三个字，“不着急”，心性平和。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活了95岁，而且他们都是1895年出生，也都是1990年去世。钱穆先生的徒孙，后来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的田浩先生，美国人，他去见钱穆先生的时候大为惊奇，将近80岁的老人精神如此矍铄，就问他怎么做到的。钱穆先生说很简单，每天饭后在小院子里——就是他在台北郊外的素书楼，我2009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就是去那里——散步到出汗为止。散步可以舒缓心情，减少烦躁。台北比较热，贵阳好像没有那么热，要散步到出汗为止的话还是有点累。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纷扰的情绪中，比如有人拿到了巨额的拆迁补贴，愤愤不平；刚才朋友的那条朋友圈到底在映射谁，这样的心性不利于学好东西，不利于磨炼心性，当然也不利于健康长寿。心平气和，不让纷扰的情绪主宰自己，这样就能发挥良知的作用。掌握世俗学问的秘诀，也是发挥良知作用的秘诀。世俗学问的学习不仅帮助阳明建功立业，而且在他作为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第四个方面的内容。

最后做一个总结。一代心学大师的养成关键是两个融合：一个是现实与理想的融合，一个是先天与后天的融合。世俗学问只讲现实，不讲理想；佛道二教只讲理想不讲现实。周敦颐等人的学问，过分重视先天的本性，而忽视后天的努力；朱子学则过分重视后天的努力而忽视先天的本性，这在阳明看来都是有偏颇的，不够完整的。他自己的良知学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熔铸创新而成的。现实与理想，先天与后天，这些看起来不甚高论，如果不亲自经历一遍，那其中的酸甜苦辣谁知道呢？阳明如果没有龙场悟道之前二三十年的艰苦探索，又怎么能透彻地明白这些道理？这就是我们讲他早年经历的意义所在。道理总是简单的，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的大有人在，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具体去做。一分决策，九分执行，九分落实。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谢谢！

（以上文稿为录音整理，难免疏漏，请读者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