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里的古镇

    抗战岁月里的古镇

    李祖运

    风景秀丽的贵阳花溪公园以南处，有一座被列为贵州省历史文化名镇的古镇，这里自古文人荟萃，人才辈出。

    这是一个以秀丽的风光、丰富的人文遗迹和革命历史而为人熟知的古镇。

    它以青岩命名，像一幅厚厚的画卷，记录着光辉的历史，述说着这里动人的故事。

    古镇的光芒

    1861年，这块土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青岩人烧毁了号称贵州天主教第一修院的“圣伯多大修院”，从而点燃了大西南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烈火。“青岩教案”发生后不久，开州知府戴鹿芝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了传教的洋人，又发生了“开州教案”。这两大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教案因而被载入史册。70多年以后，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青岩镇又名留其中……

    1935年4月上旬，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从龙里、贵阳之间，穿过湘黔公路南进。4月8日，倪儿关战斗打响，红军佯装立即攻占贵阳。9日，奉蒋指令进入贵州追击红军的滇军被紧逼在倪儿关以南。红三军团主力在完全控制了龙里观音山至谷脚20多里长的地段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穿过湘黔公路，进入丛林地带，兵分3路向青岩进发。

    红五军团干部团和13团组成第一路，由龙里县郭关、混子场，进入青岩辖区的杨眉、大摆托、歪脚，最后驻城外的高寨河。红三军团主力为第二路，由龙里比孟场进入青岩所辖的摆早，然后与到达高寨河的第一路军会合。第三路由红一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从龙里鸡场堡、朵茶冲、新场进入高坡，再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经骑龙、赵司寨进入青岩镇管辖的思潜村。当红军在高寨河建立了作战指挥部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尾追而来。红军在狮子山南麓与敌军激战，毙敌数十人，7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几天后，红军离开青岩，向长顺县进发。

    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所过之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民众团结抗日。在青岩，红军虽然陈兵城外，但也派部队入城宣传抗日，还打开土豪劣绅的粮仓，向广大贫苦百姓放粮，帮助农民度过春荒。60多年过去了，青岩人至今还记得“红军到，干（穷）人笑，绅粮叫”的热闹场面。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牵着蒋介石的军队在贵阳外围走了大半圈，当红军悄悄撤出青岩后，蒋介石还在调兵遣将，加紧守护贵阳。然而，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造成进攻贵阳的假象，此后甩开敌人的主力，向西进入云南。

    1937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最艰苦的岁月。“长沙大火”之后，大批难民逃离家园，进入抗日大后方的西南地区，贵阳以及青岩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难民。

    1938年3月，宋庆龄、李德全、邓颖超等人组织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各省相继成立分会，贵州也于当年冬季成立了分会。分会的保育院就设在青岩的万寿宫和赵公祠，全称叫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青岩保育院”。保育院由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直接领导，不受制于

    国民党贵州当局，经费由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提供。青岩保育院接收了从广西、四川、湖北、湖南、香港以及本省的遵义、惠水、桐梓等地保育院转移过来的沦陷区儿童700多名，按他们的年龄分级分班进行照顾和教育。每天清晨，孩子们都要唱起《难儿进行曲》:“……自从‘八·一三’敌机来轰炸，我们就被赶到天

    涯。我们并不啼哭，我们全不害怕，缺少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拿，总有一天会打回我们的老家。”稚嫩的歌声唱出了那些离乡背井失去家庭的孩子们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了众多的青岩人。青岩的民众给保育院送煤送炭、捐粮捐衣，表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之情。保育院不仅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还教他们学习知识文化，其中有的孩子学习十分努力，以后还成为新中国大有作为的建设人才。例如中国科学院地貌研究所的龚国立研究员，中国水电学院的龚国杰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的姜醒国教授等，都是青岩保育院的保育生。

    抗战初期，几位有志于教育民众、宣传抗日的进步知识分子，还在青岩建立了一个旨在推动社会教育的机构，名称叫做“贵州省立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人们简称它为“社教实验区”。任实验区主任的宋怀中先生曾受教于陶行知，同他一起到实验区工作的汪汝衡、戴自俺也曾受教于陶先生，分别毕业于湘湖师范和晓庄师范。这几位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用合法的手段开办社会教育，对成年男女进行扫盲教育和对失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同时宣传抗日。社会实验区学习的内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唤醒民众认识自己的力量”，课文中这样写道:“大村小村，大村人多，小村人少，村村都有种田人。”第二部分是破除封建迷信，课本中有这样一课:“一个客人走远道，半路饥渴心烦躁。看见有树结红枣，果儿多多挂树梢。心想摘来吃个饱，又怕主人来捉到，留下一串铜钱挂树梢。主人一见哈哈笑，便说树老成神道。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惊动四乡人多少，男女老幼都来到，烧香磕头应酬早。后来客人路过此，听得新闻哈哈笑。”第三部分是宣传抗日，抵制日本货。实验区以青岩镇为中心，在东西南北门附近的村寨设立简易小学、补习夜校，以后又逐渐扩大到贵(阳)青(岩)公路一线的不少村寨。这个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奉行“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信条，力图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

    1939年底，国民党当局排斥异己的活动日益升级，宋怀中等进步人士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社会教育实验区被迫解散。但是，他们以民众教育的形式推动乡村文化活动的发展，提高劳动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其意义是深远的，这种实验是有价值的，并且，他们的努力已使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到生活在边远闭塞地区的人们心中。

    值得一提的另一桩事情是，1939年2月，在宋怀中等人的帮助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租下了青岩大地塘赵伯川家的房子，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属和著名爱国人士的亲属安置在这里。青岩离贵阳不远，有公路通达，但很清静、又比较单纯，因此把领导同志的亲属安排在这里既安全又方便。这样，青岩以清秀美丽的自然环境和纯朴的民风，慰藉了因战乱而四处奔波的中共领导人的家属们。

    1939年2月4日，日军轰炸贵阳，之后，空袭不断。这时，青岩人又以他们的宽厚，安置了许多躲避战火的人们和一些外省内迁或贵阳城区的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迁入“斗姆阁”一带的民舍。国势艰难，生活艰苦，但女师及附属小学坚持上课，到1944年返回贵阳前，女师在青岩开办了11个班，培养了400多名教师。中共女师党小组在陶信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党小组也由1个发展到7个。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也在这个时期到过青岩。他在青岩小学讲演，向师生们介绍了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们战斗和生产的情况，特别讲述了从沦陷区来到根据地的少年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孩子戏团”跋山涉水下乡串寨进行抗日宣传的事迹。后来，青岩小学也成立了“娃娃戏团”。戏团深入村寨，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对唱》等戏剧，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后，著名学府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迁住贵州遵义。次年2月，在湄潭县建设校舍期间，浙大一年级分校就暂时安置在青岩龙泉寺。38岁的浙大理学院数学系主任、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与妻子松本米子，带着5个孩子，也住在青岩。那时生活极其艰难，苏教授一家常以红薯干为主食，但他

    仍然坚持教学和对“微分几何”的研究。在苏教授的倡导下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的研探班在青岩一个山洞中开学，苏教授对他的“微分几何”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作了首次报告。17年后，即1956年，苏教授荣获国家科学奖，他的《一般空间微分几何》中某些论点，就是当年在青岩的“微分几何”研讨班上跟大家讨论过的。谁会知道，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高水平的研究组织，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古镇的一个山洞里诞生的呢?

    如今，多少年过去，古镇青岩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是仍然有一处处历史遗迹保存着;它们记录着历史，述说着历史，这是每一个到访者都能感受到的。

    艰难时期的来客

    1938年冬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上级指示，要他们负责安排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李克农、孟庆树等同志的亲属向后方疏散。武汉办事处认为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是抗战的大后方，比较安全，交通也方便，就把安置领导亲属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1939年初，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父母、岳母和侄子，博古同志的女儿秦新华，孟庆树同志的父母、弟妹等，老老少少一行人，辗转来到贵阳，经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奔走考察，择好地点，没有公开真实身份，将他们安排在文昌阁附近。

    说贵阳交通方便，是因为周边几个省的公路在这里交汇。其实，那时公路状况很差，车辆也落后。因此，长途跋涉一路颠簸，加上战乱时期沿途吃住都非常困难，到达贵阳后家属们都精疲力尽。周懋臣老先生瘦了，眼睛深陷，颧骨突起，身上的长衫也显得有些空荡。他常到南明河边去走一走坐一坐。他喜欢南明河水的清澈，这里看不到沦陷区的河流中那些漂浮着的尸体和沿岸的狼藉，显得和平宁静。只是他时常叨念着“翔宇”，这是周恩来的字，他从来是这样叫他。他还十分想念家乡，然而，国难当头，他只能把对遥远的、被侵略者占领的家乡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可是，大后方的贵阳也不能永远维持平静。2月4日，18架日本飞机突然飞临贵阳，对这个不大的山城实施轰炸，市中心一带损失惨重，不少房屋倾刻间变成一堆瓦砾，不少居民被夺去生命，几万人无家可归。

    为防备日机的再次轰炸和敌特的突然袭击，保障家属们的安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决定将家属们转移到市郊去。当时，贵阳城区的不少居民都往附近的村镇转移，以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青岩距贵阳不远，骑自行车半日可往返，有事便于联系处理，并且，青岩自然环境好，小镇也清静、安全。于是，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以给难民代租住房为由，找到同在南京晓庄

    师范时一起念书的同学宋怀中等人，通过他们租下了大地塘赵伯川家的两排厢房(今青岩背街10号)。2月7日，家属们转移到青岩。由于人多，赵家的房子显得挤了一些，后来又另外租了两处地方(今背街2号和南街75号)，分了部分家属去住。

    这样，家属们就在青岩暂时住下来。镇上的居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把他们当成一般难民。青岩民风纯朴，家属们待人也都和气亲切，因此大家相处得很好。南门一带，古树参天，雀鸟惆啾;城墙内外，都有高大的清代石牌坊立于古树之间。城里的道上，立着“贞节坊 ”“百岁坊”等年代久远的牌坊，洁白的石柱上，镌刻着倒立的狮子、和鸣的鸾凤花草，造型生动、多姿多彩，刻工也十分精湛。周老先生常到这里散步，看着这些石坊，他不禁赞叹:青岩虽是西南腹中的闭塞小镇，不料却在这里看到了如此精美的石雕艺术!

    南街是小镇上最热闹的地段，古色古香的木板房，年深月久的石板路，独具一种山区小镇的韵味。最有特色的是傍晚，天还未黑尽，沿街众多的店铺就挂出了标有店名的纸灯笼，街头还有不少做小买卖的和拆字算命的，一个个灯笼紧挨着。夜色初降时走 在石板路上，周老先生有一种走在家乡小镇上的感觉。

    在南街，周老先生结识了卖水果的张树清。张树清为人豪爽，两人谈话投机，很快成了好友。张树清给周老先生讲青岩的历史，讲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有名人物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周老先生听得津津有味。当张树清讲起“青岩教案”中赵畏三火烧天主堂的那些精彩情节时，周老先生不禁哈哈大笑。周老先生知道一些中草药验方，闲谈中他提及了这些方子，经张树清一传，不少青岩人竟来找周老先生问病要药。一个名叫刘月轩的居民患“水鼓症”，托张树清向周老先生要药。张树清一讲，热心肠的周老先生便亲自给他送去一些藏青果和藏香。刘月轩服用后，效果很好，腹水减少了许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也懂得一些中医，她为人谦和，心肠极好，乐于助人。镇上的居民来找她诊病，她总是尽力而为。房东家的小孩被开水烫伤，老人家热心为他找药敷治。李克农同志的双亲也是对人爽直、热心的老人。房东赵家婆媳时有口角，二老总是出面劝导调解，婆婆不对就开导婆婆，媳妇错了就批评媳妇，缓解了婆媳矛盾。总之，几位老人跟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常跟大家一起聊天，还打打牌，有困难相互帮助，和睦得如同家人。

    袁超俊同志因忙于交通站的工作，每星期只能来看望家属们一次。那时到青岩没有班车，袁超俊就骑单车来，因为来回有百多里路，每次都来去匆匆。于是有些事情就委托社教实验区的几位先生代办。家属中的几位老先生，没有事情的时候也爱到实验区办公室坐上一阵，他们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况，总希望能打听到有关的消息。

    这年的中秋节，周老先生为感谢实验区的几位先生平时对他们的关心，特地约上几个老人，大家凑上几个家乡菜，把实验区的几位先生约起一起过节，以表心意。

    在青岩期间，家属们非常体谅党组织的困难，他们省吃俭用，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1941年初夏时节，青岩的居民发现，好一阵没有看到周老先生等难民了，互相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青岩，街坊邻居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张树清路过赵家时，看见空荡荡的房子，想起周老先生，心中不禁若有所失……

    42年后的一个夏天，当年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重返青岩。这时他已年过7旬，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在背街10号，他找到了当年周老先生他们住过的赵家厢房，后来还找到了跟周老先生相交密切的张树清老人。袁超俊同志向张树清问好致谢，并告诉他，当年跟他交朋友的老人周懋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父亲，由于受“皖南事变”后时局的影响，周老先生等一行人转移到重庆去了。出于安全考虑，离开青岩时没有惊动四邻。袁超俊还告诉张树清，周老先生离开青岩一年多后，于1942年7月在重庆病逝，安葬在重庆小龙坎伏龙寺附近……至此，张树清老人才如梦初醒。时光流逝，多少年已经过去，然而，当年的那些事情却历历在目。回想往事，不由让人感慨万千…...

    万水千山总是情

    古镇青岩是明清时期兴起的一个小工业集镇，城墙圈定面积不过六七平方公里。北面有狮子山、簸箕山为屏障;青岩堡、余庆堡、歪脚堡鼎峙于城东北;龙井河、板桥河、青岩河、新哨河环绕城的东、北、西三面，为天然沟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形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交通要道又是兵家必争要地，故有“南鄙要害”之称。城内八庙、五阁、三洞、二祠、一宫、一院等37处道佛两家殿宇和两重檐民居;贞节坊、百岁坊，石梯石路等建筑，构成了独特的古镇风貌。

    人们没有忘记“红军到，干人笑”这句曾在青岩流传一时的话。那个时节，雷铭中家小店里曾留下了红军购买饼干的纸币。骑马村一位姓顾的老人在生时逢人就说红军送给他一匹马，以及猪肉和粮食，帮助他渡过春荒，红军的大恩大德，他永世难忘。红军在高寨河，不打扰穷人，不住百姓家，连堂屋也不随便进。

    1987年，花溪党史办4位同志，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经6个乡镇36个大小村寨，访问了86个老人，这些当年还是孩子的老人，无不怀念红军。红军留下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嘴在村中传播。有的老人带着党史办的同志翻山越岭，查看红军烈士安息的地方，有的老人献出自己亲手抄下的红军标语。歪脚陈云先老人把采访的同志带到狮子山，介绍红军与吴奇伟部激战的地方，到郭家坡脚看他亲手掩埋红军烈士的地址，并告诉大家烈士遗骨已于1963年由当地党组织移葬官众山。

    最动人的故事是:骑龙村曾留下一个14岁的红军小士，这个小红军叫赖茂春，1935年清明时节随部队过骑龙，“打摆子”(疟疾)发烧倒在柴草堆上昏迷而掉队。骑龙村李桂珍冒险收留了他。李桂珍是周家媳妇，人称周三奶。三奶见这又黑又瘦的小红军歪倒在柴草堆下，手里还紧紧地捏着有五星的帽子，伸手一摸，这个小红军的头热得烫手。三奶急忙把他抱进家中。红军过后，国民党乡长蒋恒昌从山里来，带领乡丁四处搜查红军掉队人员。3月23日这天，赖茂春在灶房帮助烧火做饭，一阵狗叫声传来，乡丁已闯进小院直朝灶房走来，躲藏已经来不及，三奶急中生智，把赖茂春往灶角一推，随手抱起一大堆松毛撒在他身上，又故意把灶台上的水盆弄翻，一时间灶房中烟气弥漫，刚走进门的乡丁被熏得鼻涕眼泪直流，一边骂一边退出去。三奶趁机赶紧把乡丁请进堂屋，递烟送茶。两个家伙到房间东翻西翻，又到楼上看了一阵，见没什么可拿的，只好走了。事过3天，蒋恒昌召开村民大会，气势汹汹地宣布:“凡私藏红军及物品者，一经查出，严加惩处，各保甲限两天内将红军标语刷干净，违者抓进大牢。”三奶回家后，连夜在灶里挖了一个地坑，一有动静便将赖茂春藏在里边。三奶上山采药、赶集卖蛋，为小红军治病补身体。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赖茂春。半年时间过去了，赖茂春也一天天壮实起来，因无法找到红军，三奶又无儿无女，对外便称是接来养老的远房侄，乡邻们明知是小红军，也都守口如瓶，谁也没有去告发。蒋恒昌也曾派人来查过，众人积极掩护，愿意为三奶作担保，事情也不了了之。一晃4年，赖茂春长到18岁，三奶又托人说媒，将贫农谢少成的女儿嫁与赖茂春。赖茂春在骑龙村安家立业，与三奶共享天伦。后来，青岩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那一天。1950年5月，这个落户古镇的红军娃重新投人党组织的怀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赖茂春担任青岩信用合作社主任，1958年又担任青岩人民公社黔陶管理区党委书记。这年冬天，相依为命的周三奶与世长辞，声泪俱下的赖茂春哭倒在灵前，3天3夜，他泣不成声地守在灵堂，又强忍悲痛为老人家披麻戴孝，亲手把三奶葬入周家坟山。1960年，江西兴国传来赖茂春父母尚在的消息，经组织同意，赖茂春举家迁返江西。时隔20多年后，禁不住对骑龙村亲人的眷恋，年近花甲的赖茂春又回来看望朝思暮想的乡亲，纯朴的骑龙人热情接待了这位久违的亲人。

    1944年12月13日，青岩成立了贵筑县青岩难胞服务站。服务站第二天便接待了从湖南衡阳战区来的学生、公教人员及难民。这批难民受到了热情接待和照顾，青岩人争着为难胞提东西，问寒问暖。短短的7天，接待难民1120人。由于人多缺少被子，青岩的老百姓便送来木炭、稻草等给难民御寒，还送来蔬菜、大米、红若以及衣物等等。这些都是群众自发捐助的。

    患有疾病和生命垂危的难胞和一贫如洗的战区文化人员、难童等，受到了特殊礼遇。衡阳《大刚报》馆姚敏生、姚舒氏、周祥安等5人，湘桂铁路学校公教人员师志高、石普之等23人，衡阳中学学生师志新、师小毛、陆标南等24人，战区保育院儿童刘小六、陆小蓉等108人，以及其他老弱妇孺37人，一律实施特别救济，还向100多名难童和学生发放了棉背心。贵阳女师生也参与了管理工作。学生杨树芬和常俊英担任服务站干事，教官王德宏和孙云波任管理组正副组长，女教师花文卿、孙飞任教导员。青岩卫生院院长米勋烈、中医师周荣先任卫生组副组长。张德温等7名青岩人士组成劝募委员会。卫生组缺乏药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难民治病，受治人数多达难胞总数的三分之一。青岩人以自己的热情温暖了一颗颗饱受战争创伤的心灵。直到抗战结束，青岩共计收容救济难民1936人，经青岩难胞服务站发出去的大米有23760斤，木柴5000余斤，煤炭11.4万余斤，全县捐款慰问抗战部队达40万元。

    小小的青岩，紧紧连着抗日战场。抗战的胜利有着青岩人的贡献。而今，青岩人难忘迁校来此的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师生们。青岩人常说，吃苦耐劳、有振兴中华壮志的浙大师生，给青岩带来了勤学苦读的好风气。青岩人也没有忘记从贵阳迁到青岩的女子师范学校。青岩女子能闯入社会并有所作为，这功应属于女师，是女师掀起了女子入学的高潮。

    青岩人也没有忘记图云关红十字会赠送的药品，这些通过女师经办的药品，为许多青岩人解除了病痛。抗战胜利以后，青岩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捐一件寒衣，帮助抗日战士熬过最后的一刻，送一斤粮食，让勇士守住阵地，赢来时间……国难深重，山河破碎，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捐一斤粮，出一分钱，把日本鬼子打回东洋，打回东洋!”

    “万水千山总关情”，这情，也联系着四海。1960年5月邓颖超代表周总理到青岩，感谢青岩人民在抗战艰苦时期保护和照顾了他们的亲人。1983年，在北京的袁超俊不顾79岁的高龄，来到青岩古镇寻访故人、故地，当他的手抚摩着古老的“百岁坊”石柱时，人们发现他的手是颤抖着的。40多年过去了，何人不起故园情呢?也许周懋臣老先生、杨振德老太太的身影此时正出现在他的眼前——这里是周老先生常来散步的地方啊！

    他至今还记得老人家是怎样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这白牌坊主人祝寿时是105岁，要是老人家健在，也正是这个年岁了。看看当年的青岩小伙子张树清、程佑禄，而今已是白发老者。风吹雨打，世事沧桑，而故屋依旧。他感谢青岩政府保存这些值得纪念的古迹和老屋。

    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也没忘记青岩，从1980年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前来故地寻访。1999年，青岩镇人民政府在万寿宫门前挂出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旧址”的纪念牌。

    199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视察青岩，在城西的西街村坝子头与群众合影，还访问了村民常德华。1997年4月30日，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周南慕名前来访问，观看了状元府，向青岩人民致以问候。1998年10月14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也率代表团参观访问了歪脚村。

    当然，更多的是那些慕名而来的普通的中外游客。他们一批批踏上了古老的石条路，登上年深月久的定广门，走过高寨河红军指挥部前的古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