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僻的韶山冲何以走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一直是学界和民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树有根，水有源，人们在敬佩毛泽东不世之业的同时，自然要追寻其所以成之之故。毛泽东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都初步形成于在韶山生活的17年，他是带着这片山水赋予他的文化气息而走向外部世界的。要还原毛泽东的少年生活，除了依据他本人对斯诺等人的谈话，还必须求诸于韶山亲友的回忆。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1960年4月，韶山有关部门曾组织召开老人座谈会，邀请王淑兰、毛宇居、文运昌等亲属和友人详谈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汇集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从学术经验来看，我以为这批史料比那些大而化之的论文要有价值得多，因为其中有生动的历史细节，有韶山当地的民俗民情，乃至回忆者的语言风格都令人回味无穷。然而，其中不少史料却从未被完整地发表和引用过。为了缅怀毛泽东，笔者从中选取三则史料以飨读者，并作一些必要的解读。

　　一、王淑兰回忆毛泽东

　　王淑兰（1896~1964），1896年2月5出生在今湖南湘乡市金石乡团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与毛泽民结婚，是毛泽东的大弟媳。她嫁到韶山冲以后，侍奉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父亲毛顺生六七年（文氏和毛顺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去世），从翁姑和邻里乡亲那里听到许多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故事。1960年4月，她在老人座谈会上说：

　　妈妈（即毛泽东的母亲）告诉我：“你伯爷子七岁就发蒙读书，读书的学堂就在南岸，发蒙的老师是邹春培。”邹春培是个老读书人，他对我妈妈说：“五十婶子，你家这个学生有些特别。”妈妈问他什么特别，邹讲：“我要给他（指毛泽东）点书，他就对我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难费累。我就讲，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点，我背就是。他就是天分好，填红蒙字（即用土红写字，学生用纸蒙在上面摹写）他也不填，要自己写，比一般的学生照着填还要好一些。”由于他天分高，会读书，大家就给他起个浑名，叫“省教员”。以后只要听到喊“省教员”，就晓得是喊泽东。有一次，邹春培出了个题目“茶炕子”（注：烘茶叶的用具），叫泽东做文章，做得蛮好，邹春培说他口气大，不敢教……

　　泽东八岁时，正月间到唐家圫(毛泽东外婆家),正碰到耍狮子。那时耍狮子耍到一家人家，一边耍还要一边赞。泽东只有八岁就会赞，他赞了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要热些烧，肉要烂些煮。”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说他是奇才。

　　毛泽东后来到毛宇居先生那里读书，妈妈对宇居先生是不大满意的，毛泽东对他也不大满意，原因是宇居先生要泽东喊他先生，泽东就偏要喊他大哥。宇居先生又爱打人。有一次，他把毛泽东打得跑到湘乡他外婆家里去了。

　　毛泽东十三、四岁时，就没读书了，在屋里出工下力。他有两门工夫不做，不担牛粪，还有一门不记得了，其他样样都做。

　　住在南岸不远，有个下山的和尚萧贵桶，毛泽东小时与他搞得蛮好，主要是到他那里去借经书看，经常把一叠叠的经书搬回来看。后来，就到唐家圫借《三国志》等书看，表兄文运昌人好，他总是帮毛泽东到处借书。热天晚上睡觉时，就在床档头放一张凳，凳上放一盏灯，把脑壳伸到帐子外面看。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看了《三国志》，他就跟妈妈讲：“三国志还是好，有道理。”

　　王淑兰回忆了毛泽东在故居旁边的南岸读书的情况，还特别提到他与一位下山和尚萧贵桶的交往。这在当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韶山生活时，佛教兴盛，在毛氏家族聚居的韶峰一带就有韶峰庵、仙女庵、白莲庵、寻源庵、慈悦庵等五个庵堂。毛泽东的母亲便是虔诚的佛教徒。受母亲影响，少年毛泽东也相信佛教，并一度为父亲不信佛教深表担忧。尽管后来毛泽东不信佛了，但对佛教的兴趣却终生不变。在他看来，佛经也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坊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56年，毛泽东的文家表兄文运昌、文涧泉等去北京看望他，他还饶有兴致地问起仙女庵、慈悦庵、白莲庵的情况，当得知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已毁坏时，他遗憾地说：“其实，这几处也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高，四周古树参天，山泉沥沥，曲径通幽，风景蔚为可观。每日晨钟暮鼓，响彻群山，别有一番风味。”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研究佛学的水平还很低，除了任继愈的几篇文章，好的实在太少。”这样的评论，显然是建立在他自幼阅读佛经的修养基础之上的。

　　王淑兰在1921年春节后，随丈夫毛泽民去长沙生活。1927年到1949年，曾长期在长沙、上海、湘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韶山解放后，她回到韶山冲，收集、赎回了部分家俱和农具，为毛泽东故居对外开放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成为首位讲解员。1964年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

　　二、毛宇居回忆毛泽东

　　毛宇居（1881~1964），派名泽启，字先甲，号宇居，毛泽东的族兄，家住毛泽东祖居地滴水洞东茅塘北侧的萃嘉塘。他的高祖父毛祥玙与毛泽东的高祖父毛祥焕为亲兄弟，毛祥焕居长，毛祥玙排行第四（后称“四房”）。毛宇居的曾祖父毛兰芳、叔父毛麓钟、父亲毛福生都是读书人。从毛兰芳到毛宇居，四房书香不断，形成韶山毛氏家族中少有的人才链，并对毛泽东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1959年6月，毛泽东和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1906年秋，13岁的毛泽东成为族兄毛宇居的学生。毛宇居年长毛泽东12岁，对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关于这段师生之谊及其他情况，毛宇居在1960年4月的老人座谈会上说：

　　我与毛泽东是族兄弟。我父亲叫福生公，与泽东的父亲顺生公要好，来往密切。

　　泽东大概是八岁发蒙读书，地点在韶山土地冲的南岸。老师名叫邹春培。我们毛家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劝学》等书是一些俗书，不给读，所以毛泽东开始发蒙的书是《三字经》。

　　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个农民，家里很穷，作了一世的田。后来家境转好，是由于顺生公勤俭持家，并做些谷米、牲猪生意而上升的。

　　他家的家教很严，在邹春培那里读书时，早晚要看牛，晚上还要学打算盘，学记账。

　　他父亲没有打算让他读长书。当时韶山毛姓读书的少，只有我们四房的人讲究读书。他父亲的打算是让他种田，或做生意。

　　他在邹春培处读书后，又转学几处，才到我这里读书。当时我在韶山冲口的井湾里开馆，有七、八个学生，都是寄宿，读的是《春秋》。泽东最喜看小说，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等。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小说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

　　读完一年后，他父亲不要他读书了，要他下力务农，于是他就在家里作田、砍柴、加工大米。

　　泽东在家下力两年后，想再去读书，但父亲不肯。他找了我父亲福生公和毛麓钟（秀才）谈，总想读书。

　　那时我家有《盛世危言》、康梁文集，他经常借去看。后来得到父亲允许，他就到毛麓钟、毛简臣那里读了一年，地点是在东茅塘、乌龟井，读的是古文、《纲鉴易知录》。这时他最喜看《盛世危言》和康梁文集，也喜韩文。记得泽东在这时作了一篇“策论”，作得好，内容记不清楚了。

　　文运昌是泽东的老表，见他会读书，就邀他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校长、教员都喜欢这个学生，因为他的文章作得好。

　　泽东的字写得很好，开始习欧字，后习钱字、习草书，后来他的字独具一格，应归功于钱字和草书。

　　宣统二年发生饥荒。有次从长沙来了许多豆商，说长沙饥民抢米，为首的被抚台斩了头。泽东听了，很是不平，说饥民起来造反是逼成的，怪不得饥民。

　　泽东的母亲最贤惠，泽东与父亲意见不合，但最听母亲的话，受母亲的影响最深。

　　有次家里来客，来客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父亲叫他出来陪客，他不肯。父亲叫了几次，见他不出来，就骂他不孝，他就冲出门去，不回来。后来把他找回来，母亲要他去同父亲说好陪礼，他不肯。父亲要他读书，是想要他学会“和是非”、“做状纸”，或者能成为秀才，而泽东却不想这样。

　　有一次，泽东从长沙读书归来，简臣公问他读书出来，要作何事。他答，做翻天覆地的事，简臣公听了很高兴。简臣公死后，泽东还作了一首挽联，表示悼念。

　　毛宇居在回忆中两次提到的毛简臣（1848~1925），派名恩鎔，鎔羽义，是毛泽东的堂叔祖父。毛简臣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年轻时曾跟随左宗棠的湘军远征新疆，回乡后便开办私塾，课读乡间子弟。在毛简臣门下，毛泽东主要研读《史记》，初步了解到秦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并苦练书法。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后，仍与毛简臣保持着联系。当毛简臣问他读书出来做何事时，他回答要“做翻天覆地的事”，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高远志向。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还专程去韶山乌龟井看望过毛简臣。毛简臣的儿子毛岱钟毕业于一所政法学堂，早年与毛泽东有些交往，后官至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专员，1936年病逝。

　　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与毛泽东交往频繁，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书信有近十封，居韶山各亲友之首。1951年9月23日，这对昔日的师生欢聚于北京。毛泽东用家乡菜如红烧肉、鲢鱼汤、空心菜等招待毛宇居等乡亲。毛泽东搀扶着毛宇居走进餐厅，歉意地说：“没有好菜吃，但不敢忘了乡情。”毛宇居笑了：“人意好，水也甜啊！”毛泽东示意毛宇居坐上座，毛宇居诚惶诚恐，连连摆手：“您是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哪能坐上座。”毛泽东马上引用了一句古典：“‘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我的老师，当然要坐上座。”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在前往毛震公祠参拜祖宗时，银髯飘拂的毛宇居与身材伟岸的毛泽东手牵手走过田埂，成为当时最为感人肺腑的场面之一。

　　1941年，毛宇居等主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称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见识。他还煞费苦心地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笔记《讲堂录》等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材料。

　　三、文运昌回忆毛泽东

　　毛泽东有两位亲舅父，即七舅文玉瑞（1853~1920）和八舅文玉钦（1959~1929）。毛泽东从小拜七舅文玉瑞为干爹，八舅母赵氏为干娘。8岁以前，毛泽东主要在湘乡唐家圫（现属韶山）外婆家生活，那时八舅文玉钦在家开设蒙馆，毛泽东时常旁听，所以文玉钦算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文运昌（1884~1961）为文玉钦的次子，是毛泽东交往最密切，也对他影响最大的外家表兄。关于少年毛泽东读书和生活的情况，文运昌回忆道：

　　毛主席乳名石三，泽东是派名，号润之。他七岁上学发蒙，老师点授的书，读后即能背诵。他见书就看，最喜欢看《水浒》、《三国志》、《西游记》等小说，有时模仿古代英雄，神情毕露，好似身历其境一般。我的《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书，他借去读了又读，熟记脑中。

　　到了十二、三岁时，他认为乡村塾师脑筋不新，只照书本点授，不讲解，读死书，有些教法不对，不合自己的心意。他觉得在此海禁大开，外强侵略，国家危险的时候，宜废科举，设学堂，改旧制，研究科学技术，造就爱国的文武双全的人物来，以挽救大局。

　　有一年元宵节，他的父亲（我的姑父）说：“今年送石三到郭家亭上边阔人家去读书。”那户人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家里有男工做茶饭，女工洗衣服，生活过得好，极好自修学业。上学之日，主席挑着书箱、被帐，随父亲进入那家私塾。谁知那塾师仍是只点读而不详解，他实在不愿读了。放端午假时，他回家陪双亲过节。到这时，他逢人就讲，不想秀才功名，秀才背了时，一文不值。意思是说，不愿再去私塾读书。到了五月十五日那天，他父亲穿了整齐的衣服，提点鱼肉、盐蛋送他上学，走到离家近三里的关公桥下面路边一口大塘附近时，他不走大路，却往田埂上走，父亲随追随骂，他便跳到田中，抓走一把田泥撒在父亲的衣上。父亲快步追赶。他站到塘基上，对父亲说，来吧，我就跳到塘里去。父亲见田野无人，没人排解纠纷，只好忍气退让。我姑父回家后，怒气冲冲，责怪我姑妈养此不知礼义的儿子，出此不争气的后人，就上床睡觉了。这时主席心想，此次虽得胜利，但回家定会挨打，免不了皮破血流；不回家吧，父亲又会望我，因此决定晚点回家。他到邻近屋里坐坐谈谈，我姑母泪盈双眼，前来教诲：石三，你不该这样不懂事，你爸爸不送你读书了，你只和牛结得伴了。为娘的抚养你成人，而你做出这样无礼的事。你的干爹和八舅要晓得这事，定会帮同打你的。你想想，谁不望你读书成名，知法明礼，你做出这种蠢事，人家都会指娘失教。你辜负了外家的爱护和希望。主席听了后，声柔气和地对娘说，儿不是逃学、偷懒，是不想读死书，不喜欢那些不明时局的、拿着八股文章说之乎也者、讨人敬奉的塾师。回家耕田是件好事，不是丑事。这时姑母和邻居娭毑对他说，你爸爸气得要命，睡了。你先回去吧，是你自己断绝学路的，你爸爸再不送你读书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回到了家里，吃过晚饭，还和四弟（即毛泽民）、六弟（即毛泽覃）等人细细讲了些笑话才睡。第二天一清早，主席就上山放牛，还捡柴、割草、收粪。种地耕田，他边学边做，样样动得手，不落人后。晚上读书，声音嘹亮，把有趣的文章、诗词、歌赋同四弟朗读讲解，好似博学多艺的老师。他与四弟同练小楷书法，学珠算，谈白话，唱山歌，讲古代英雄事迹，谈他们成败的原因。对于农业，他说，务农为大本，动手就有收，勤动手就多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抓紧去做，衣食丰足，不成问题。过了一个多月，我姑父想起上次送他读书的事，恐怕他将来闹出更大的事来，必须早加约束。于是请来房族，想用族规家法来教育儿子。那天，请的客齐来了，他们谈谈笑笑，但都认为不用家法为妥，好象都站在石三一边，嘱我姑父：要顺情顺理，切莫粗言，好儿要培养，等等。酒后，大家围坐闲谈，讲起耕牛行情、谷米涨价、县里派捐许多事情。我姑父说：今日起动各位，无好招待，因石三不肖、秉性横蛮，不读书，做出这次无礼的事，我不会管教，特请前辈以族规家法处理，免得以后闹出大事，使韶山堂堂的毛族丢脸。主席年轻胆壮，听了父亲的话以后，马上出来答辩，说：父亲不送我读书，并不是我罢读，也不是我逃学、偷懒，我只是不愿读那死板书，他老人家不理解儿的心意。那些老先生不知时局危急，国土就要被人家瓜分了，还是这种教法，我实不愿这样学，还是罢读好，种田好。公开的说，我不信什么天牌不天牌！请来的那些房族尊长，大概觉得这话有道理，一齐劝我姑父：你家石三，是个不羁之才，品质不凡，见地不错。今后慢慢劝导，并托外家舅父多多指点，定会成器的。这次，主席又得了胜利。

　　有一年，主席的父亲要送主席到湘潭一个米店去当学徒。那时他家里有两张大碓，我姑父修宽猪栏，专走湘乡农家做猪、谷转贩生意，用自家毛义顺堂的花票，扩大贸易资金，运回猪、谷，把猪喂大喂肥，把米碾成上熟米，运到湘潭卖高价。他想送主席去米店当学徒，练习写算，学会做生意，好把家业兴隆起来。然而主席的心志，如泰山般摇不动。他说，这个行业，损人肥己，我不动心；湘潭城里虽未去过，听说市面繁荣，是个好玩的口岸，但是不合我的心愿。务农为本，我还是当一个田秀才吧。

　　后来，我父亲来到南岸，与姑父讲起石三读书一事。我父亲说，还是要送他去读书为好，他不愿到农村读，就送城里去；不爱读老书，就送洋学堂；赶快去，莫耽误了时间。我来是劝你们送他上东山这个洋学堂，同我家运昌一起去读书的。姑父动了心，说：我石三家在湘潭，只怕有界限。我父亲说，你莫管，有我家运昌去办，求学不分界限，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很多，以志为先。你要把眼界放开些，以顺应潮流，赶上时代的变化。科举已废除，维新教育会兴起。书院改学堂，重在选人才，挽回国运，抵住列强侵略……石三好手，具有满腹爱国心，快培植他，将来你们会看到的。姑父母笑着答应了，说：石三去读新学，我们送。

　　我记得是七月初，我在东山放暑假回来，我父亲和伯父对我说：你校下期招新生时，要带润芝去试一试，考试不成问题，湘潭籍也能变通的。过了几天，我到韶山南岸上屋场，专约表弟去东山应考。姑父姑母问了校舍、校规、教员、课程等情况，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样的新学堂正合石三的意。姑父说：“石三，你同十六哥去投考，考不上，回来作田。”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钵团鱼炖大蒜，不顾天气炎热，走路到湘乡县城，住在北正街豫昌公馆。他头次来到湘乡县城，满眼都是新鲜事，连街心用小石头铺成，也觉奇怪，问我：“为什么不用石板，而填些小石头？”我说：“此城古名龙城，用小石头砌成，象龙的鳞甲。”东山高等小学堂在东岸坪下边，县城的东面（即今东山学校）。主席跨进学校时非常惬意，问我除东山外，还有哪几个学校，问了又问，我一一告诉了他。

　　主席进东山考试，试题是《言志》。他交卷在前，发榜时名列首位。东山校长李元甫先生，学问眼光都好。新生揭榜的那天晚上，教职员一起叙谈，校长说：前日考试的新生毛泽东，定是一个建国才。大家争看试卷，个个称赞。

　　主席编在戊班上课，自修室、宿舍在后斋，他除做好作业、复习课文外，还选读古文作家如苏海、韩涛的文章，加圈加点……新时代的经济策议，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读了又读，手不释卷。

　　当时学校里，大多数是富户子弟，穿得很阔气；主席穿的大布长衣、夹衣等全是旧的。他看到社会上的不平等情况，对我说：“穷的冒得饭吃，要讨米；富的餐鱼餐肉，还要坐轿子，要女人招扶，还要欺负人。只有他们才能当绅士，我们这些冒得的哪有份？”他心里积下了这些对社会不满的材料。

　　文运昌的回忆，再现了少年毛泽东与父亲的矛盾，以及他不满旧时私塾教书方法的态度。那句“秀才背了时，一文不值”，是何等传神！至于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情形，文运昌更是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刻画了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惊奇和向往。

　　文运昌喜欢读书，也喜欢藏书。毛泽东从读私塾起，就源源不断地找他借书。至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1915年毛泽东写给表兄的还书便条，便条中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1927年后，文运昌因为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曾长期颠沛流离，尝尽了乱世谋生的艰辛。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并先后六次进京面见毛泽东。文运昌保存有大量的文物资料。新中国成立时，他将毛泽东父母照片、毛泽东兄弟与母亲的合影等图片上交文物部门，为韶山开展毛泽东生平陈列贡献甚多。1961年12月11日，文运昌病逝，毛泽东拍发唁电，并寄上500元作奠礼，以表达他对表兄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