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霖(化名王慰民)，原籍贵州省仁怀县，1915年阴历8月25日出生于贵阳。1927年毕业于贵阳正谊小学，升入省立贵阳第一中学。在读到高中二年级时，于1933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

当时的中山大学，一方面是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着校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控制，某些封建遗老遗少又大肆鼓吹读经复古。王启霖在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极为不满对学校的坏风气也极反感，曾在校内刊物上撰稿抨击“读孝经复古礼”之类的论调。加之他对所学专业感到志趣不合，便于1934年休学，到上海、杭州一带见世面和自习文学。他读的书很多，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弃医习文，决心医治人民大众精神疾患的选择，对他的影响颇深。

1936年，他带着极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投考大学。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广州，10月回到贵阳，随即投人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5年2月到1939年初，王启霖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他利用文艺阵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他与何战白、蒋蔼如三个党员组成一个小组，由他负责，主持我党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社座”(即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活动。特别是在蒋蔼如随校迁往远郊花溪，何战白到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以后，又值形势恶化，“社座”被迫转为秘密活动，王启霖排除艰难险阻，将“社座”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冬，即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在此期间，他又同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1938年底，他与高滔、于治常作为分会代表，出席了中苏文协总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他还担任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1939年至1940年春末，他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王启霖在工作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尽心尽力、不畏风险的品德，获得了同志们的称赞。

正当贵州地下党蓬勃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国民党贵州当局却日益加紧对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民主战士的迫害。中共贵州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方针，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疏散转移出去。1940年秋，疏散转移到桂林的王启霖、刘家祥结为夫妻，婚后，这对革命的伴侣无意营建小家庭，他们立即投奔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王启霖在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刘家祥在新三团政治处工作。不久，他们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侥幸逃脱后去香港。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以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利用讲课、讲演、组织读书会以及同学交友谈心的形式，向青年学生灌输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王启霖在他短促的人生岁月里，在战乱和被敌人缉捕的迁徙中，在教学之余，写了不少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他犀利的笔，无情揭露反动派和旧社会的罪恶，热情讴歌革命，鼓舞群众。现在已知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揭示“皖南事变”真相的《煎》、反映贵州彝民生活与斗争的《四围山色中》。中篇小说有反映封建反动势力迫害学校青年师生，以及师生反迫害的《狂雨》;短篇小说有描写抗日斗争的《封锁线》，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告密者》、《朋友，向我伸出你强力的手吧!》，为被压迫妇女呐喊的《迫害》，讽刺蒋介石的《皇帝的巡礼》。这些短篇小说，于1941年至1943年间，曾在《文学月报》、《广西妇女》等刊物上，以“冰波”或“启霖”为笔名发表。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过抨击时弊的杂文，如《由自杀到自杀》，以及探讨写作问题的文章《青年与写作》等。

王启霖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内容上鲜明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表现方法上的直接性。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倾向是极其明朗而毫不隐诲地直接表现出来的。他在重庆《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封锁线》这部短篇小说中，直接描写一支抗日的革命队伍如何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以及如何通过封锁线的情景。这支部队的成员，有曾在工厂积极进行罢工斗争的工人，有种田的农民，有革命知识分子，大家都以“同志”相称。这是一篇直接宣传我党积极抗日的作品，发表于“皖南事变”之后。编后记介绍说，作者是在战地工作的青年。在国统区发表这样的文章，对国民党造谣诬蔑我党我军，甚至制造“皖南事变”的卑劣行径，无疑是有力的一击。王启霖的作品，在文字上比较生动，在感情上有炽热的爱和憎，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王启霖的创作热情很高。他和妻子从皖南脱险后，历尽艰辛到达香港，刚一找到住房，就开始写作。由于在事变中和在流亡途中有了充分的构思，不到半年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与当时在生活书店工作的邵公文商量，定名为《煎》。文稿交当时任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编委的茅盾审阅，茅盾答应待夏衍的《春寒》连载完后即连载《煎》。但是，接着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失陷。王启霖将《煎》的稿子藏在当地，不幸在战乱中遗失。

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启霖夫妻取道澳门去广西。途中几经周折，刘家祥又在小木船上分娩。1942年暮春，王启霖拖着疲惫的身体，携带产后数日而又患病的妻子，抱着初生的儿子思强，来到抗战后方的文化城桂林。一住下，王启霖不顾疲劳体弱，就拿起他战斗的笔。白天时间主要花在照料产妇和婴儿，夜间，当母子睡去，他便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伏案疾书，仅约半年，又一次完成了《煎》的创作。当时茅盾也来到了桂林，又送到他的手上，由于国统区不能出版，答应转交解放区。但在白色恐怖严重，与解放区交通险阻的情况下，《煎》稿不幸再度遗失。

两次失去几十万字的稿件，这样令人痛心的遭遇，没有使王启霖有任何踌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亲戚在桂林特察里路上，遇到前来纠缠的妓女，他的亲戚将妓女推倒在地，还说见了她们就恶心。王启霖却说该恶心的是使她们失去做人资格的肮脏社会。这件事触发了他写一篇反映这一黑暗角落的小说的动机，得到妻子的赞许，又得到在《广西妇女》月刊工作的同学黄成养帮助，两个青年妇女扮成男装，在夜间陪王启霖去到了一所“青楼”。鸨娘接过他们的钱，便把3个女人叫来。刘家祥她们脱下帽子，露出真相，并说是妇女会记者，6个人紧闭屋门，一直谈到东方发白，泪水湿透了她们的手绢。不久，王启霖在《广西妇女》月刊上发表了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说《迫害》。

1943年至1944年间，王启霖写成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原稿在重庆时经茅盾和他的好友王诗农(即林辰)看过，在给茅盾的信中，他还提到对这部书稿的修改情况，说原书名含义不明确，决定改为《苍山夷乱流》，可惜没有机会发表。1945年9月，他又以自身经历写成中篇小说《狂雨》，在送上海某杂志社的途中，又不幸被朋友遗失。

王启霖从事文学创作，不是单纯的兴趣，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选定的一种战斗方式。他的作品的脉搏，总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据我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发表了《告密者》和《朋友，向我伸出你强力的手吧!》几篇短篇小说，无情揭露了汉奸的卖国罪行。

王启霖的创作指导思想和他的教育指导思想，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上，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希望同学们不仅得到知识，而且学会怎样过健全的生活”，也就是说，既要教书，也要育人(见《狂雨》第8页)。在文学创作上，他为青年一代呐喊，为被压迫者呐喊，他呼唤光明，他给人们鼓舞。他曾在《由自杀到自杀》这篇杂文中指出，要解决被压迫者自杀这类社会问题的日子就在不远了。抗战胜利后，他曾一时以为社会状况应该有所好转，然而，“再生活，再思想，封建势力的温床可曾捣毁?教育可曾有些儿新生?于是，便勉力写下去”(见《狂雨》后记)。

《狂雨》手稿遗失之后3年，王启霖在教育界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在重庆一个寂静而酷热的日子里，他突然想起《狂雨》，连忙找出底稿，从头读下，感到仍烧炙着自己的心。他想:“这不也是在写目前吗?”他回顾往事，思量现实，认为不寒而栗的景象实在太多，深信《狂雨》非只个人呻吟。于是，为教育、为青年着想，决心再次修改《狂雨》。1948年8月，正值重庆最闷热的酷暑季节，王启霖住在友人王诗农处，每天一早，夹着稿子到罗斯福图书馆去，黄昏才回到住所。时经一月，将改好、订好的稿子交给王诗农。解放后，当冯雪峰正在主编《文艺创作丛书》时，王诗农将《狂雨》推荐给他，随即被收入这部丛书，1951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启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如此坎坷，然而，他是那样无私无畏坚定热情地一往直前。

1949年初春时节，王启霖与妻子在贵阳家中度过寒假，起程回湖南衡山师院去，途中被当时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张立留下，又返回贵阳。任务是同张鸣正、宋至平编辑出版地下油印刊物《真实》。他不仅从事编辑工作，而且还自己写稿，在第一期上就以“方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论革命者的思想学习》。

1949年6月23日上午，天下着大雨，国民党特务闯进白沙巷王启霖家的宅院，查抄之后，先捕走王启霖，接着又捕走刚从外面回来的妻子刘家祥。年仅一岁多的女儿思梅，也随妈妈进了牢房。王启霖夫妻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理想、信念，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他们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9月，新中国的曙光已在东方闪现，贵州的反动派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疯狂地向革命者抡起屠刀。10月5日，王启霖被从监房带走，惨遭秘密杀害。

每当秋高气爽桂花飘香的9月，我们都格外怀念这位无私、无畏、坚定、热情而又学识丰富的贵州地下党员王启霖，贵州地下党的丰碑上永远铭记着他的名字，永远铭记着他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