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即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次会议还部署了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的任务，那就是，军事上把战事引向国统区，准备打几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最大限度地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配合夺取全国政权，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以便能全方位、有秩序地管理所开辟的解放区。会议还强调了注意从国统区大城市中去吸收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

此次会议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近160万，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殆尽。

当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主席的新年献辞。献辞中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一天，蒋介石在其《新年文告》中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世人皆知，这是蒋介石企图以和谈为幌子，争取喘息时间，实现“划江而治”，试图在江南训练新兵200万，与中共作最后决战的阴谋。

西南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赖以负隅顽抗的重要基地，而贵州是蒋介石在西南实现“中央化”最为彻底的一个省份。谷正伦治黔后，更自诩为党国的西南圣地。其因，盖于与周边数省相比，贵州地方军阀武装势力，均已全部被剪除。内战起始，国民党中央就对贵州另眼相看，苦心经营，意在把贵州全省及省会贵阳，营造成为“戡乱建国之重要根据地”。故尔，在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4月，蒋介石就曾率一干要员，由重庆专程飞抵贵阳，视察筹划。继而就有了“中央治安考察团”对贵州全省及省会贵阳的重点考察和之后的“黔人治黔”的方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的攻势，极大震撼了蒋家王朝。长江以南的国统区白色恐怖日渐加重。在贵州，由于时局的混乱及当局对人民的盘剥加剧，民生苦不堪言，反抗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在农村，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斗争此伏彼起;在城市，工人、学生、市民反压迫、反饥饿和求解放的民主运动波澜迭起，国民党当局的统制屡遭打击。为稳住贵州局势，谷正伦不断加大镇压力度，逮捕、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和加强党在贵州的工作，扩大贵州反蒋求解放的阵线和游击武装斗争，1949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分局先后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贵阳特别支部。

此一届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之前，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主要由中共黔北工委负责。黔北工委是1947年12月成立的，由川东地下党特委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配合川东地下党在长江沿线的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川黔湘根据地。那时，黔北工委的工作由张立负责。张立是贵州普安县人，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皖南事变后，由贵州转移到重庆，隐蔽活动。全面内战爆发后，川东特委安排张立回到贵州。黔北工委一建立，川东特委陆续从川东派了宋至平、周翔、李延伦等10多人到黔北、贵阳等地，协助张立，加强贵州地下党的力量。在黔北工委的领导下，黔北、黔东北、黔西南等地区，先后建立了游击武装。一度时期，各地的游击武装在民众的支持下，昼伏夜出，与敌巧妙周旋，一会儿这里的国民党军车被袭，一会儿那里的保安团被伏击，今天这里举行了武装暴动，明天那里的乡公所反动政权遭到打击。各地农村，游击队十分活跃，麻雀战式的游击活动遍地开花，当局感到前所未有的焦燥和恐慌，屡屡追剿，却事不奏效。游击武装非但没被剿灭，反而愈来愈壮大。1949年初，黔北工委派宋至平到黔东一带活动，他在松桃县石梁召集松桃、印江两县的地下党骨干开会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纵队下设5个友队，宋至平亲任纵队司令兼政委。

宋至平在黔东建立黔东纵队时，黔北工委书记张立正辗转在去上海的途中。张立此去上海何为?原因是，1948年底，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损失颇大。川东特委负责人邓照明此时正在香港，幸免于难。川东地下党被破坏的消息传来，邓照明即刻找到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负责人钱瑛，提出贵州地下党组织由上海局直接领导，以便能及时地得到上级的指示。同时邓照明把贵州党的关系作了移交。钱瑛采纳了邓照明的建议，立即传信，让张立尽快赴港。其时，由于川东地下党遭到破坏，张立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张立决定亲赴上海寻找川东地下党的上级组织——中共中央上海局汇报和请示贵州工作。他化装成云南白药商家的合股老板，以推销云南白药为由，到重庆搭乘熟人的商船，前往上海。故此，香港分局带给他的信息，他因已在赴沪途中，而没有收到。

张立到达上海后，在外滩公园约见了老熟人，贵州籍的地下党员蔡之诚，通过蔡之诚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由于川东地下党才遭受严重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便与张立直接面谈。然而，又鉴于远在大西南贫困山区的贵州地下党组织的艰难与特殊，上海党组织慨然地资助盘缠旅费，要求张立到香港分局，直接向负责西南地区工作的钱瑛同志汇报。找党心切，张立顾不得刚到上海的旅途劳顿，第二天就登上南下香港的海轮。船行数日，2月21日，张立到达香港。下得船来，张立按照上海党组织的同志的指引，很快地找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的联络点。

钱瑛委派朱语今同志在香港一栋公寓楼里一间还算宽敞的房间里接待了张立。张立详细地向朱语今汇报了贵州党组织和各地游击武装的情况，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工作计划的书面报告。没过两天，乃是在那间公寓房里，朱语今代表上海局，对张立作了明确的指示：1.绝对停止在贵州的武装暴动。2.与川东党的联系停止，直接由香港(即上海局)领导。3.由张立、刘镕铸、蔡之诚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张立任工委书记。4.将工作重点放在贵阳等大城市。5.其他工作方针、步骤、方法，可按张立上呈的报告机动执行。

自1943年中共贵州省临工委的工作结束后，上级没有在贵州建立过省级地方党的组织。至此6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1949年初春时节，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此关键时刻，批准建立了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这不啻是中共贵州党组织建设和贵州人民革命的福音。新的省工委建立了，工作、斗争的方向和目的也明确了。新任省工委书记张立肩负重任，无遐在香港这个国际都市逗留，受任第二天，他便踏上了返回贵州的征途。前前后后两个多月，2月底，张立风尘扑扑回到了贵阳。

省工委委员刘镕铸，是四川古蔺县人，他13岁便参加红军之友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他同蒋一苇、陈然等同志在重庆办了那张使特务们头疼的《挺进报》，刘镕铸担任该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底，重庆地下党与川东地下党几乎同时遭受国民党军统重庆站的严重破坏，刘镕铸因故幸免于逮捕。之后，调到贵州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按照上海局的指示，刘镕铸协助工委书记张立领导和开展贵州地下党的工作。

另一名省工委委员蔡之诚，因身份暴露，未回到贵阳。因此，新成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实际上就由张立和刘镕铸两人撑着。

张立在贵阳向刘镕铸传达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决定和指示。二人商讨后，果断地向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停止武装暴动的指令。重新布置了贵阳地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省会贵阳，以开展教育青年，搞好社情调查研究，开展统战工作等活动为主的城市工作，做好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的准备。

此前几年，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中心是在各地农村开展游击武装斗争，贵阳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敌情，交通联络和动员进步青年到农村开展活动，因此，贵阳地区党员干部配备就比较弱一些。而眼下党的工作方针有了变化，要做好发动群众护城、护厂、扩校，防止国民党垮台前制造破坏，做好迎接解放，迎接和配合人民解放军接管贵阳等工作，所以亟待加强城市干部的配备，培养适应城市地下斗争的干部。

省工委成立后，立即着手调整力量，以贵阳为中心以辐射全省的工作。

这年3月初，张立与原在贵阳工作，后到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重又返回贵阳的地下党员王启霖、刘家祥夫妇取得联系，王、刘夫妇欣然接受了张立的意见，留在贵阳工作。同时，省工委为在《贵州商报》工作、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员黄先和恢复了组织关系;继而又与贵定县的谷平，安顺县的李志远，关岭县的蓝星，安南县的黄小穆、钱培炎，盘县的黄世琮等党员取得联系;安排在国民党贵州党、政、警和参议会等部门中的进步人士黄体贤、刘鹤皋、付崇佑、郭礼堂等人负责收集相关情报。也在这个时候，在黔北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宋至平来到贵阳，向省工委汇报黔北武装暴动失败的情况。张立当即决定，宋至平就留在贵阳，协助省工委，并负责筹组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黔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移交给刘学礼。不久，省工委又通过四川党组织，把贵州籍的党员张鸣正、张人均调回贵州;从在松桃、德江等地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党员中抽调了张春涛、林茂德、谢焕跃几人到贵阳工作。这一系列的调整，充实了贵阳地区地下工作的力量，也为迎接贵州的解放在组织和干部配备上作了积极的准备。

3月底，宋至平受省工委的委派，到德江传达省工委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对黔北地区工作的部署，即由新成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接管原来隶属于中共黔北工委的中共地下组织冷水支部、湄潭县工委、思南地区党总支。

当时，省工委的两名成员，张立在贵阳，而刘镕铸则远在黔西南的兴义一带活动。那里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为更好地开展和便于领导黔西南地区的工作，省工委决定建立中共黔西工委，由刘镕铸任黔西工委书记，负责安顺、毕节、兴义三个地区的地下工作。

调整了党组织的关系，省工委即着手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亦称“新青”。尚在香港汇报贵州工作时，张立就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相关文件和指示。返回贵州时，因要越过一连串的蒋管区，中央的有关文件不可携带，张立便把《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默记在心。4月中旬，张立凭着记忆，结合贵州青年活动的实际，整理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州暂行团章》，在省工委会议上通过。宋至平等人立马刻版油印了若干份，通过秘密渠道散发到各地党组织。这份团章成为省内青年团组织的行动纲领。

“新青”首批在贵阳发展了幸必泽、金芳云、陈开秀、肖元乾等数名团员，通过他们联系贵阳师院、贵大、中山中学、女师、女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和部分社会青年，吸收了其中的骨干加入青年团。在贵阳加入“新青”的幸必泽回到家乡后，在遵义建立了地下团组织“曙光社”，时间不长就发展团员120多名;黄恒德回到平坝县后，即按照宋至平的指示，建立了“新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在安顺、织金、盘县等地，“新青”组织也相继建立。“新青”团员在省工委的部署下，遵照省工委的工作计划，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调查，联络统战人士等方面的工作中，成效显著。

省工委成立之初，即以“贵阳人民解放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早日胜利》和《不要再糊涂了》两份文告。

《告贵州人民书》从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外交，人民权利等方面的对比，鞭辟入里地指出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没落，注定要失败。而共产党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宗旨，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必然胜利。启发号召全省人民“要充分认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我们要赶快准备好迎接解放军到来，扫光一切省内的反动势力，大家好好努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贵州。”在针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文告《不要再糊涂了》中，严正地指出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正告其军政人员“立马放下屠刀，可能慢慢成佛”。并要当局采纳文告所列的“取消一切有碍人民自由的法令，恢复人民自由”的7项措施。党员和新青团员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两份文告散发到广大群众、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及国民党贵州驻军部队各级军官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年五、六月间，省工委在贵阳白沙巷王启霖家编印了地下刊物《真实》。《真实》是由张立牵头，宋至平、张鸣正、王启霖负责编辑的。由于条件不济，刊物的编辑在白沙巷，而刻印却在贵阳花香路4号黄体贤家。这黄体贤其时是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参谋处的中校参谋，是一位倾向共产党的爱国军官。《真实》刊载的文章除转载中共的一些文件外，还登载地下党员和新青团员撰写的文章，内容包括学习体会、思想认识、对时局的评判等。省工委书记张立、新青负责人宋至平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尤其是张立撰写的《共产党会腐败吗?》，用极具说服力的观点，回答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不了解而发出的疑问言论，肯定的结论“中共是永远不会腐败的!”由于时局的严酷，《真实》仅印发了两期，但它在号召贵州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摧毁蒋家王朝，建立新的社会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安定人心上，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的。

解放战争进入倒计时，贵州的解放指日可待。面临解放，中共贵州省工委加紧统战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开辟道路。省工委利用各种途径，对驻贵州的国军部队广泛开展争取工作。一些党、团员也利用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的关系与交往，游说其政要和军官，弃暗投明。

7月9日这天晚上，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岗哨林立。此时，省主席谷正伦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他阴冷严峻的目光环顾在座的全省各地军政要员一圈之后，严肃地说：“诸位，南京上海相继失陷后，国军在武汉、南昌又接连失利。我省乃是反共‘圣地’，多次受到委座嘉奖。我们要精诚团结，效忠党国，凭借贵州地利，作好准备，依托贵州，保住西南，完成反共救国大业，不负蒋委员长的重托。”他顿了顿，接着道：“现在我宣布，奉蒋委员长饬令，将我省8个保安团整编为4个旅。任命：刘鹤鸣为第一旅旅长;罗湘境为第二旅旅长;谭本良为第三旅旅长......”被任命的几人，逐一立正行礼。

司令部的会议一结束，刚被任命为保安第三旅旅长的谭本良很快离开会议室，与中校参谋黄体贤坐进一辆轿车，直奔城外花香路一幢独立的小楼。这小楼的主人就是黄体贤。谭本良本是贵州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这下又兼任了贵州保安第三旅旅长。二人进屋上到二楼，此刻，正在楼上看报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闻听脚步声，站起来迎出房门。三人见面，顾不上寒喧，进到屋内，谭、黄二人赶紧向张立叙说了在警备司令部开会的情况。原来，早在1937年，张立就在南京认识了在蒋军任职的同乡人谭本良。他的思想倾向影响了谭本良。后来在重庆，谭本良家还曾是张立与地下党碰面的一个联络点。岁月流转，没想到蒋介石“黔人治黔”的方略，又使谭本良回到了故土。接着，张立与他二人研究了谭本良就任新职后的部署。张立决定派省工委委员刘镕铸以谭夫人表弟的身份到谭本良手下工作。回到兴仁，谭本良遂任命刘镕铸为兴仁专署视察。从那之后，刘镕铸就以视察身份，常与谭本良一道出巡，暗地里帮助谭本良为起义作准备。黔西南解放前夕，谭本良毅然率部起义，影响和迫使国民党其他残军也相继起义，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在黔桂边山区建立反共据点的计划，挺进云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通过黔西南。

在省工委开展的统战、策反工作中，每个共产党员，新青团员都充分运用各自的亲友、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社会关系，向相关人士宣传中共的主张、政策，通过这些关系和渠道，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

也是在那次贵阳警备司令部的会议上，情报处长何锦书得意地向谷正伦透露已掌握了张立的行踪，正伺机抓捕。谭本良在一旁听到这个消息，当晚向张立报了警。为避免落入敌手，在黄体贤的帮助下，张立用黄体贤兄弟黄体智的身份证件，化装成病人，以下乡寻医为由，在黄体贤侄女的护送下，平安地到达了盘县游击区。

省工委自3月初成立以来，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在城市工作中，坚定地执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不作冒险主义的斗争，把重点放在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策划国民党驻贵州部队的起义等工作上;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为壮大武装力量，扩大党的影响，组织发动群众准备迎接解放，组织了多支游击队。且说，省工委书记张立在盘县游击区待了没几天，又匆匆来到安顺，找到安顺的进步青年李志远等人，指示他们，要积极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配合解放军的到来。于是，李志远等人到安顺大硐口一带活动，不到一个月，就以办农民识字夜校为名，在大硐口小学设立夜校，组织了三四十个农民参加学习，培训武装斗争骨干。李志远在培训中，加入了党组织，其又介绍数名青年加入新青，组建了大硐口团支部。不久，团支部书记杨德富通过地方一些上层人物的关系，搞到一批枪支弹药。11月7日，以农民夜校的学员为骨干，李志远、杨德富等人在大硐口组织有上百人参加的农民大会，宣布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大硐口游击队，与会者十有七八都成为了游击队员，一下子就有了70多人枪。大硐口游击队一成立，初战就夺取了几户地方武装的枪支弹药，加强了游击队的实力。不久，游击队又迫使安顺驻军一个连起义投诚。11月中下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安顺，国民党逃离安顺，大硐口游击队与罗盘区党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一道入城，维护治安，保护工厂、交通，迎接解放军进城接管。

在遵义，在黔西北、黔东北，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及其助手“新青”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在1949年下半年间，与省外党组织在贵州活动组建的游击武装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武装及政权基础。滇、黔、川、桂边境的武装斗争，犹如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后院点起了一把把火，朝野震动，惊慌不已。谷正伦调兵遣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首尾不能相顾，东围西剿焦头烂额。烽火遍地的游击斗争，为人民解放军入黔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省会贵阳，还有一个与省工委几乎同时建立的党组织——中共贵阳特别支部，那是一个在那特殊时期，十分活跃的地下党组织。

1948年下半年，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面作战，为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钱瑛指示平津学委：动员一批中共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利用各种关系，转到南方国统区开展工作，重点是西南和两湖中共党组织比较薄弱的地区。于是，这年的8、9月份，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中共党员梁燕和姚国安受党组织的派遣，相继从北平回到贵阳。他们以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为据点，以清华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同年12月，另一名贵州籍的中共党员安粤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上海返回贵阳。安粤是彝族，回贵阳后，他与贵阳的旧友取入联系，以“西南少数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在社会青年中开展工作。

1949年2月，当时还互不相识的姚国安和安粤同时接到上级通知，前往香港。在香港，上海局负责人钱瑛和上海局城工部并负责青年工作的朱语今，向他二人指示，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覆灭，贵州敌特控制甚严，因而贵州工作要坚持“隐蔽发展，积蓄力量，调查研究，迎接解放”的方针，务必要提高警惕。并要求他俩回去后即建立“中共贵阳特别支部”，主要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个别发展入党，不与张立领导的贵州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姚、安二人返回贵阳不久，3月初，上海局批准建立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的决定也传到姚国安手中。姚国安任特支书记，梁燕、安粤、黄培正为特支成员。稍后，特支发展清华中学学生骨干朱厚泽和贵大学生骨干杨光文入党，参与特支工作。贵阳特支分4条线在贵阳开展活动并发展“新联”组织。这4条线分别是：

第一条线，由朱厚泽在清华中学开展工作;第二条线，由梁燕在贵州大学进行联络;第三条线，由安粤在贵阳市内的社会青年中开展工作，主要是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第四条线，由黄培正联系贵大进步女青年杜蓉及其周围的进步师生。

在特支建立之前，朱厚泽就曾邀集赵西林、李惠华、梅德生、陈庐山组成过清华中学第一个读书会。特支建立之初，就即着手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叫“新联”。朱厚泽组成的读书会的4名会员，便成为清华中学的首批新联成员。同期，梁燕在清华中学老师中发展了青年老师廖崇美、殷以柔加入新联，组成新联在清华中学的又一个小组。临近解放时，贵阳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在贵阳多所大中院校建立多个“新联”小组，成员发展到70多人。

1949年6月，由于特支成员相继暴露，姚国安、梁燕、黄培正先后转移外地。7月，安粤也因敌特的追捕，寻机离开贵阳。离开时，安粤将“新联”盟员的关系交给朱厚泽，继续坚持斗争。

炮声隆隆摧枯朽，解放鼙音已临近。伴随着人民战争的节节胜利，贵州城乡的革命斗争在省工委及各地党组织的运筹领导下，烽火日盛。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螳臂挡车，图穷匕现，妄图以疯狂的镇压和破坏，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待续)（彭文俊）

作者单位: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