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今起,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人物简介:
陆建德,学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曾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文学系主任;历任《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外国文学评论》主编、《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著有《麻雀啁啾》《思想背后的利益》《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
认识陆建德先生很多年了,经常在一些会议和好书评选现场见面,直到去采访陆先生书房,才知道我们其实住得很近。走进陆先生家才知道,之前借由照片画的书房,仅是他家无数书墙的其中一面,我原来只画了书山一角。
陆建德先生出身知识家庭,祖父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浙江大学服务。他虽说自己没有旧学底子,但家里有很好的读书氛围,祖父家有一些线装古籍。陆建德先生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伦,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回国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冯至、卞之琳、杨绛等名家做同事。曾任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并主编《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等。学贯中西的他,同时任职外文所和文学所(相当于中国文学研究所),退休后,又跨入近代史研究。
陆先生书房,中文书和西文书都有丰富的收藏,还有一定数量祖辈、父辈留下的古籍,“书多成灾”自然也有读书人共同的烦恼,书找不着,但失而复得的乐趣又是如此迷人。和爱书人陆建德在书房里逛着聊着,说到哪本书时就一起去书房里找书,遍寻不着时,又发现别的书,就这样,一边找书,一边聊书,一边谈往说今。
绿茶手绘陆建德书房。
绿茶:参观了您家书房,比想象的更壮观,书房对您意味着什么?
陆建德:书房是我们读书人生活中呆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因为写作、读书、查资料都需要在书房,尽管我也经常在厨房、客厅写东西,但每次要查资料时,还是要去书房找书,但找书是个很大的难题,我家的书不都是在书房,不同的房间都有,所以,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要花费很多时间。但这也有别样的乐趣,尤其是一些书失而复得的时候,会让人无比开心。还有些书,里面夹有条子、摘录、发票或其他一些旧物,也很激动。书房就是读书人快乐的源泉之一。
我书房里有不少祖父、外公留下来的古籍,线装书,我父亲读工科,对线装书兴趣不大。我现在书房里更多的是个人阅读史和成长史的记录。其中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注,共二十册,缺第一册(序和图像),读的人多,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经常去祖父的寓所,听他给我读这套《三国演义》。他坐在紧挨窗户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小书儿”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这些书房里的信息,会丰富我们的回忆。
书房里的旧书籍。
绿茶:可以说,祖父和外公给了您最初的启蒙吧?
陆建德:祖父服务浙大(包括浙大前身浙江甲种工业学堂)三十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退休,与杭州的旧式文人有若即若离的交往。父亲是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1937年11月,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副教授,浙大的画法几何和机械制图教研室主任。他身体不好,1973年退休了。外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去世了。
关于祖父、外公、父亲及浙大的一些往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逃难》。
绿茶:我可以理解为您是接受中国传统旧学教育成长起来的吗?
陆建德:我是1960年进小学的,那时早就没有旧式小学了;虽然小时候家里和学校都能读到线装书,也不缺可读的书,但不是系统的国学教育,因为自从清末中国废除科举后,还没有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这代人虽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却不够系统。而旧学底子已经没有了,不像钱钟书他们那一代人,有童子功。
我们高考的时候,外国文学特别热,就选择了读外国文学。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第二志愿报的是北大中文系,后来就去了第一志愿。所以,人生的路也是蛮偶然的。
不过,那时候大学里的外文系也有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不相干的。后来,我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时候,像冯至、卞之琳、杨绛等都在外文所,他们虽然是做外国文学,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中国文学。
绿茶:您的阅读和知识储备,最重要的阶段应该从复旦开始吧?
陆建德:复旦大学当然是很重要的阅读期,当时复旦外文系有好几位名家,比如系主任孙铢,教精读的曹又霖老师,教泛读的丁兆敏老师,还有丰华瞻先生,他是丰子恺先生长子。此外,还有伍蠡甫、林同济、葛传槼和杨岂深等老师,都是教过我的。陆谷孙先生当时还比较年轻,但已经很出名,不过他没有给我这届学生上过课。复旦外文系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是同类读本中的佼佼者。
复旦毕业后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当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我在剑桥达尔文学院就读,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二十世纪批评家利维斯。留学时当然也读中国书,包括有些当代小说和反响较大的论文,不过远不及英文著作多。读英国文学(含批评),可能还略略改变了我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蛮喜欢买旧书的。在英国旧书店里买的旧书,也会有一些原来的主人留下的纸条或其他。我现在书房里,很大一批外文书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买的。
绿茶:近些年,您先后出版了《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中国近代史研究您主要的关注点在哪里?
陆建德: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晚清、民国。晚清以来,中国的道路不好找。那时候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改革,并不是形式上的改革,而是制度上的变化。其中,《戊戌谈往录》里,有一些篇章是谈保路运动的,尤其是对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有一些对史学界固定看法的重新认识。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还是受英美影响更大一些,比如,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还是英语为主。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当时我父亲在交大用的课本就是英文的。因为那个时候数理化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只能用英文的教材。
另外,近代各领域的不少专家,在留学回国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还包括外国文学、外国思想的引入,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环。鲁迅先生花这么多精力翻译外国作品,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人对于西方认识的渴望。鲁迅翻译的作品比他写的作品还多。
绿茶:从文学研究到历史书写,您怎么看文学和历史的交互关系?
陆建德:这个问题特别好。小说和历史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中外都是如此。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如果再去读《史记》的话,《史记》中有大量文学性的描写。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部作品有历史也有虚构。
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可以是历史式的叙述,也可以是文学式的表达,加入文学元素后,历史的表述变得更为宽广。小说家加入历史脉络之后,也会有更大的抒发空间。小说家永远有创造的空间,这对于历史学家也是一种启示,历史不是确定的,它也有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彼此之间应该对对方都有一种敬意,小说家在写作之前,有大量的案头工作其实是在书房和图书馆。
绿茶:您书房里都是宝藏,可不可以分享几本?
陆建德:也没有什么宝贝,就是一些一般的书。我也不太在意版本,但因为跟自己的阅读经历有关,还有很多是留学期间买的书,但买这么多,也见证了自己一个又一个没完成的遗憾。
比如这本费正清讲中国形象的书,是费正清的签名本,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书中很多材料其实来自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现在像陈平原教授等很多人都认识到《点石斋画报》的价值,并且做了很多研究。但在费正清出这本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关注这个画报的人还不多。这个画报对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对于当时中国的风俗演变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记录。这些年,费正清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但这本书似乎还没有中文版。
另外一本是邓拓先生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是在中国书店买的一本旧书,也是很便宜,大概1.5元。可能店员没留意,这本书是邓拓签名送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泽咸先生的,我书房里那套《隋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就是张先生编的。邓拓先生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张泽咸先生读得很细,给这篇文章做了很多批注,指出文章中很多的问题,毕竟张先生是传统史学训练出来的,他能看出很多问题。所以,这等于是张泽咸先生给邓拓先生《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这本书做了一个批注本。我现在在想,张泽咸如此细致校订,想必是想让邓拓先生再版此书时参考的,但这本书后来没有再版过,所以,这些批注也不可能有机会修改了,这样一本书就很值得珍藏了。
还有这套《红楼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就是这个版本,道光年间的。封面都掉了,而且脏兮兮的。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有个邻居,我一直叫他外公,他借走这套《红楼梦》,等还回来的时候发现,外公把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了,还写上书名,而且他书法还很不错。但是,外公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这套书能保留到现在算是万幸,而且是全的,一共24册。
我书房里祖辈留下来的线装书还有一些,包括几种晚明的版本。我不是藏书家,所以,也不是很在意版本价值。我的书房里,中国古籍和西文书都有一定比重。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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