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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笃文诗词论丛 · 词的起源和特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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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笃文先生简介

周笃文,字晓川,1934年生,湖南汩罗人。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著名词学家,诗词中国杰出贡献奖和聂绀弩杯年度诗坛人物的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早年师从张伯驹、夏承焘先生。著有《影珠书屋吟稿》《周笃文诗词论丛》《宋词》《宋百家词选》《金元明清词选》《宋词三百首》《天风阁词选》及《全宋词评注》等。曾参与创建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历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诗词大会学术顾问。

浣溪沙·重阳日独寻雪芹故址

周笃文

一道清江带远山,轻车摇梦入苍峦。柳丝无力曳荒寒。    彩笔千秋留恨史,松寮风雨久凋残。螀沉雁噤总无言。

1972年

望江南

题吴则虞先生《曼榆馆词》

周笃文

春无价,长记曼榆词。牛背夕阳红欲尽,银塘凉绿月圆时。兰菊逊幽姿。

1973年

词的特点

词既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曲,那么它有哪些特点呢?归纳起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词的形式活泼多样从结构方面看。词的形式活泼多样,长短大小各各不同。据康熙辑本《钦定词谱》的统计,约有八百二十余调,二千三百余体,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这么多调体,不是突然产生,而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大致说来,它是由简到繁,由整齐单一发展到错综多样的。

从字数上看,最短的只有十几个字,如《竹枝》十四字,《十六字令》十六字,最长的如《戚氏》二百一十二字,《莺啼序》二百四十字;

从分段上看,有单调(一段)、双调(两段)、三叠(三段)、四叠(四段)等不同。宋代的词体,据《词源》的记载,约有法曲、大曲、慢曲、引、近、序子、三台、缠令及诸宫调(包括令曲在内)等九种体制。

其中法曲、大曲等规模最大,由教坊演唱。缠令、诸宫调,流行于民间。令、引、近、慢则为文人所习用。至于三台、序子之类则是摘自大曲而偶播于歌场的,当时并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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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引、近、慢为词的主体,当时叫做小唱。用哑觱篥一种乐器伴奏即可,不必配备他乐,非常简单,便于流行。它的节奏按韵拍区分,短者为令,稍长为引、近,更长一些为慢词。

据《词源》的记载,令曲一般是四韵左右,引、近约为六韵,慢词则长达八韵以上。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分,在韵拍和字数上并没有严格的、刻板的规定。

所以那种以五十八字以下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的分法,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

除了一些基本的词调以外,为了丰富词体,又采用了增减、摊破、叠韵,偷声等方式来加以变化。

摊破是增加字数,如《摊破浣溪沙》把原调结句的七字,破为上七下三的十字句。减字和偷声则是减缩字数,如《减字木兰花》把原调一、三、五、七句减七字为四字,而转入两平韵;《偷声木兰花》则将三七两句改为四言,并于各片结尾用两平韵。叠韵即翻一翻,《梁州令叠韵》就是把五十字的原型叠成一百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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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词的句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同一调体的词,总的字数是一定的。但在每韵之内,如何断句却比较灵活。

以《念奴娇》为例,苏东坡和李清照的句读,即颇有出入。苏词起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词则作“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

过片以后,苏词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李则作“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这类现象很多,韵脚不变,不得算作另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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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韵文史上的一种新体裁

从风格方面看。作为韵文史上的一种新体裁,词自然要有不同于诗的特点和面目,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点,在它的早期阶段,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所谓“尊体”的问题。

北宋以前的词家很注意这一点,他们很自然地给诗词作了分工。在词里着重写一些“花间”、“酒边”等抒发性灵的文字。而把一些议论、言理的内容放到诗里去表现。于是出现了“宋词言情”、“宋诗言理”的倾向。而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

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李清照所说的“词别是一家”,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婉约”一派,差不多成了与词“与生俱来”的“主流”和“正宗”,影响很大。

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提出的“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正是婉约派的主张。

在他们看来,词的风格应当不同于诗的严整、典博与宏肆。它是以精丽、隽永、摧刚为柔的蕴藉风格为其本色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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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仍然是这样一种观点。

文各有体。一般说来,主张用不同于写诗或写曲的方式来填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有的境界的确宜于用词来表现,放在诗里就要逊色。

比如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情致缠绵,音节谐婉,的确是词中佳境。可是前两句又见于他的《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中,却显得软弱无力了。

又如翁洪的五绝:“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后两句晏幾道以之入《临江仙》词“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便显得格外骚雅动人,有点铁成金之妙。

这也说明词与诗原是别具丰神,各擅胜场的。吴兴祚在《词律》序中说:“词为曲所滥觞,寄情歌咏,既取丰神之蕴藉,尤贵音调之协和……设词可不拘成格,惟凭臆是逞,则何不以诗以骚以赋不必句栉字比者为之,而必词之为耶?”他的这种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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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强调诗词之间必要的区别,不是为了设置鸿沟,割疆而治,更不能成为拒绝探讨和发展不同风格的理由。风格上的多样化,正是艺术的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标志之一。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陈陈相因更为可怜的了。所以在风格上进行新的探索和突破,正是推动词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词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艺术上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在题材上和风格上有新的开拓。

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横放杰出的苏东坡。他大声鞺鞑的词章,使整个词坛耳目一新。靖康事变,宋室南渡,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

在这个严峻的时代,崛起了辛弃疾。他的慷慨悲歌,激励着人们去英勇战斗。从苏东坡到辛弃疾,标志着宋词的新的高峰。他们所开创的豪放词派,代表着词坛上最有生气的潮流。

正如胡致堂在《酒边词序》中所说的:“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对于这类虎掷龙腾的作品,是不能用平常寻行数墨的规矩来加以苛求的。

《周笃文诗词论丛 · 词的起源和特点(下)》图文来源于笃文说诗词

编辑:舒锐

统筹:董容雨

编审: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