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江县共和镇千里乌江岸边土家山寨发现了封尘78年的烽火抗战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土家族抗日战士的家国情怀，其后代至今都不知他的生死下落，一直都盼望他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红土地上的风云际会

　　2022年3月3日，笔者采写的纪实文学《红色共和》在德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德江文艺》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很快被“百度网”等新媒介转载。

　　2022年3月8日，笔者收到来自德江县共和镇的读者安叔银的留言：我家中珍藏一封书信，是祖辈从战场写来的，至今下落不明，唯有这封发黄的书信作证。希望帮忙寻找到为了抗战而“失踪”数十年的祖辈的相关信息。

　　笔者顿感此线索很有历史研究价值，首先对此封抗战家书的发生地有关历史背景进行了初步了解。

　　据《德江县文史资料（黔东北神兵）》记载：1934年6月16日，夏曦、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工农红军（红三军）辗转武陵黔东北乌江两岸，抵达印江沙子坡一带，收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毕业生、土家族“神兵”将领冉少波率领的“神兵”部队，改编为红三军黔东纵队，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司令部布告》。

　　6月19日，红三军在沿河枫香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为“神兵”指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行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德江县共和、稳坪、长堡、潮砥等乌江两岸的“神兵”参加红军队伍，踏上了伟大的万里征途，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

　　因此，共和镇划为红军活动游击区，德江被列为革命老区。

　　 抗战家书深藏土家山寨

　　2022年7月10日，由德江县共和镇籍退役军人文磊带路，笔者赶到神溪村，挖掘这封家书背后的故事。

　　神溪村以土家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地理环境独特，沟壑纵横，一栋栋新建的楼房矗立于绿水青山间，一条条新建的乡村水泥公路把大山间各寨各家各户串联起来，这里的土家同胞出行基本是以车代步，摆脱了千百年来靠肩挑背驮的传统历史；站在山顶可以鸟瞰千里乌江画廊，可以看到一片片挂满脐橙的经果林，可以直抵乌江姜家渡渡口畅游，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展现在眼前。

　　笔者在这树林掩映的土家山寨，见到了这封充满烽火岁月的抗战家书持有主人安宗举。

　　现年64岁的土家农民安宗举及其爱人热情地接受了采访，这是他家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封尘78年的战地家书。

　　安宗举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人口多，写信人安仁渊，是我的大伯（父亲之兄），大伯的父亲安德淳（我的爷爷）共6兄弟；爷爷年轻时迎娶张氏（原上中坝乡盐井沟村鸡爬坎寨人），生育了2个儿子，老大安仁渊、老二安仁飞（我的父亲）；后来，我的奶奶张氏因病去世，我爷爷又与印江籍土家族冉氏结婚，生育3男2女，其中安仁奉、安仁黄、安仁鼎3兄弟，每天全家10多张嘴巴一起吃饭，人多地少，生活很困难。

　　我父亲生前经常提起：大伯安仁渊从小聪明懂事，脑筋转得快、好用，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身体壮实，是家中的棒劳力，倒立爬坡上坎行走50多米不喘粗气，喜欢帮助寨邻。他的具体出生日期，晚辈并不知道，估计是1926年左右，因为我父亲记忆中对他没有深的印象，比较模糊。

　　抗战时期，时值青年的安仁渊受当地“神兵”当红军故事影响，决定当兵打日本鬼子。

　　于是，安仁渊和同村同族堂兄安仁政结伴报名当兵，沿着乌江而上到思南团管区，再到在镇远师管区集中，辗转黔川陕等地，奔赴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安仁政平安回到老家，默默无闻地务农，因有一定文化基础，解放初期，曾经当过神溪生产小队会计，极少向外炫耀他在外参加打日本鬼子的生死经历。

　　我们家都认为，大伯几十年都没有音讯了，估计在外早就死了，每逢年过节都会为他烧香化纸供奉祭品。

　　如果还活着，肯定会写信或回来，因为他有文化。

　　之前，我们家并没有十分在意地去了解大伯及安仁政一起当兵的故事，只晓得大伯随部队到达汉中时写信提到，他与安仁政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家越来越想了解大伯的抗战经历，也让后代知道他的英雄事迹。

　　遗憾的是，1983年，唯一能见证安仁渊当兵经历的同村人安仁政因病去世，这样，更多的信息也就随之消失。

　　如今，要想深入了解关于安仁渊抗战的更多信息，唯一线索只能从这封烽火家书内容及信封地址着手。

　　破解抗战家书“密码”

　　安宗举夫妇俩从家中箱底翻出这封战地家书，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封信破损严重，只好小心翼翼的展开，“连蒙带猜”地开始“研读”。

　　此信是用毛笔书写，应是安仁渊的手迹，因他有文化，纸质是皮纸，字体为繁体，一页信纸，内容仅175个字，从右至左竖着写：“双亲大人：尊鉴，男叩别，迄今不觉三月有余，敬二老福体康泰，起居细（幸）福，为男远慰，男一路平安到了陕西汉中，现住离城拾里的一个乡下名张家山，现安仁政亦与男一路，各样有他帮助，同时男亦对于身体更加保护，望大人不要远远的担心，这是男唯一的要求。末了，大人接得此信后，立刻回示一封，便男知道家庭各样事实，特此上书，恭叩，福安，并问全家平安。男，仁渊上。”

　　从此家信内容上看，安仁渊和同村堂兄安仁政一起随部队已到汉中，向父母及家人报平安，请父母不要为儿牵挂，希望父母写回信告知家里近况，也就是一份报平安信。

　　就在笔者因没有发现其他详细信息而发愁时，在旁边的退役军人文磊细心地发现严重破损的信封繁体字句背后隐藏的“秘密”，收信地址是：“贵州省德江县邮政交共和乡牛渡滩（）神溪沟交”；收信人是：“安德淳老先生亲啓”；邮寄地址（毛笔字迹）是：“陕西汉中南郑县南门外山兵教导团特种营小炮连”，“1944年10月1号（邮戳日期）”；使用的是专用信封（红色打印字迹）：“经济部农本局福生郑庄武乡镇手纺办事处缄，地址：南郑武乡镇（）家祠堂，电报挂号6633”。（笔者注：括弧是指因信封破损无法辨认该字，说明这里还有字）。

　　于是，大家从信封留下的两个地址信息初步分析：安仁渊所在单位应该是亲笔书写的单位，即“陕西汉中南郑县南门外山兵教导团特种营小炮连”；如果，他是印制的所在固定单位：即“经济部农本局福生郑庄武乡镇手纺办事处”，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用毛笔亲笔书写地址了。

　　首先来分析“陕西汉中南郑县南门外山兵教导团特种营小炮连”这个单位，“陕西汉中南郑县南门外”是“山兵教导团特种营小炮连”部队驻扎地址。“山兵教导团”也就是“山地兵教导团”，书写时省略了一个“地”字。

　　山地士兵与“中央军校”

　　那么，“山地兵教导团特种营小炮连”是什么部队呢？

　　笔者查到作者李振峰撰写《抗战时期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记载：

　　1938年夏秋之际，位于河南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第一分校 2000多名师生奉命西迁至汉中盆地，校本部选址于汉水南岸镇台衙门、南郑县名刹圣水寺，相关部门及学员队分驻北教场、武乡镇桑园坝、毛寨等一带。

　　蒋介石兼任“中央军校”汉中一分校校长；教育主任是刘仲荻中将，是一位善于治军练兵、文武兼备的抗日名将。1936年3月，赴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山地步兵”战术。1939年9月回国，1942年2月，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一分校)主任。从云、贵接新兵，以练习队（营）为基础，创办校属山地兵教导团，号召学员“应须以必死之决心，冒死犯难，勇往迈进，收复已失河山，保全祖宗遗产，为民族谋出路，为子孙求幸福......。”

　　1944年，蒋介石、蒋纬国父子俩到汉中参加一分校第十八期学生毕业典礼，观看山地教导兵团实战攀绝壁演习，即士兵背着步枪以抓钩往山崖头一摔，迅速攀绳而上，一个崖接一个崖，很快就上了山顶，冲锋夺阵。还有飞越山涧，两座陡立的石山相隔几百米，山地兵以枪榴弹发射牵引绳到对面，然后滑人、持枪射击……观众无不惊叹！

　　刘仲荻曾率领“中国第一山地步兵师”（后改编为陆军第42师），先后参加过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等战役，充分发挥山地游击战术，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成为叱咤风云的劲旅。 

　　还有两位副主任分别是，刘海波少将，任“中央军校”洛阳、汉中分校教导总队长、副主任。1949年在浙江参加起义，任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另一位是章履和少将，任汉中分校教育处长、副主任。1936年6月，任贵州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安顺县县长，1937年春，为故宫南迁文物藏存地安顺“华严洞”题词。

　　笔者查到“抗日战争纪念网”发布关于山东兖州籍抗战老兵朱喜庆的回忆：

　　“我到一分校（“中央军校”）十八期第六队三分队（练习营）学习，大部分学员是各部队派送带职训练，学成后回原部队，走向战场。军校成立山地教导兵团，我又去山地兵团学山地兵战术。军校解散后，练习营改为警备团，我到汉中机场警卫。抗战胜利后，我回家务农。”

　　笔者在“7788收藏网”见到一枚镌刻有“山地兵教导团军士连毕业纪念”“亲爱精诚”等字样的徽章照片。

　　1944年底，一分校奉令裁撤，部分编为远征军第206师，部分拨给“中央军校”九分校（新疆迪化分校）。相当部分青年学子在抗日战场伤亡。

　　关于安仁渊使用的专用信封单位地址问题，笔者也查寻了相关史料得出初步解释答案：

　　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农本局，隶实业部。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何廉，担任过南开大学代理校长，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1939年12月，经济部委托福生庄(农本局内设机构)、燃料管理处及国货联营公司代为经营。1942年农本局改隶经济部物资局。1943年1月，撤销物资局，其业务由财政部设花纱布管理局接管。

　　这样就不难理解，“经济部农本局福生郑庄武乡镇手纺办事处”，是经济部农本局福生庄在汉中市南郑县的基层单位。也就是说，该单位与安仁渊所在的军队并没有关联，只不过是安仁渊用“农本局”的信封而已。

　　土家男儿血战老河口

　　2022年10月国庆节，笔者再次补充采访安宗举时，他又提供了一些细节信息:

　　安宗举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收到过大伯写的两封信，主要由爷爷奶奶收藏保管，1986年，爷爷因病去世之后，两封信留给叔叔些保管。1991年，我们附近姜家渡村谭家坨寨抗战老兵姜兴怀从台湾回乡探亲，我们将书信带去见他，请他回台湾帮忙了解老乡圈里是否见过安仁渊？姜老兵带走了其中一封书信，至今没任何音讯，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想到应该抄一份或复印留存。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封信内容写有大伯打仗经历：“我们部队官兵在老河口与日本鬼子交火激战，鬼子有飞机大炮支持，来势凶猛，我军兵力少，装备差，打了七天七夜，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场面很悲壮惨烈，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我几次都与炮弹擦肩而过，幸免于难。”

　　笔者又根据此线索查找“老河口抗战”史料，原来，这又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有黔籍军人参与的抗战故事。

　　据记载：老河口位于鄂北门户、汉水中游，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有“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之誉。

　　1939年6月，抗日战争处于最残酷、最关键时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司令部迁至湖北光化(今老河口)，成为鄂豫皖陕抗击日寇的指挥中心。1945年1月29日，日军为解除中国空军(老河口飞机场驻中美第3联队空军)的威胁，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部给“华北方面军”下达攻占老河口地区作战命令。

　　当时，光化县城仅有第22集团军所属第45军125师驻守(卫戍部队下辖3个团，且有1个团去四川接兵未回)。125师师长汪匣锋率375团(团长黄宗凯)驻守城区，副师长陈土俊率373团(团长陈仕俊兼)布防在光化县城至马窟山等前哨阵地，还派战车防御炮团配合战斗。 

　　据四川籍幸存九旬抗战老兵梁义福回忆，我们125师被称为“钢军”，师长、副师长亲自带敢死队，指挥全体官兵战斗，125师官兵大部分来自四川，也有部分来自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时任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说：“老河口之战其惨烈之状，不亚于滕县保卫战”。这是抗战胜利前夕，湖北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战役。

　　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刘峙将军、中美混合航空第三大队联合，在老河口修建“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以此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如今，老河口城区还有“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司令部旧址”，修葺了纪念碑，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平民英雄魂归何处

　　80多年前，青春年少的安仁渊、安仁政等一批土家热血男儿怀着赤诚报国心，离别亲人，从武陵山腹地乌江岸边出发，辗转黔川陕等地，翻越巍巍秦岭大巴山，汇聚于汉中平原军营，树立驱逐日寇的志向，锤炼卫国杀敌的本领，勇赴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

　　安仁政平安归来，安仁渊却一去不复返；令亲人望穿秋水，其父母始终没有等到他回来及听到有关音讯，含泪念着他的名字而离世！         

　　安宗举及其家人说，如果不是这次笔者深入采访挖掘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家至今都还不知道先辈是一名抗日英雄，不管他战死沙场，还是流落异乡逝去，都为他自豪，希望有他的最后确切消息。

　　长期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草鞋兵》作者梁茂林说，透过这封尘78年的抗战家书，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滚烫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升腾了一种激越豪迈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感受了一种久违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感到了一股力透纸背的必胜信念：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在充满和平幸福的今天，我们轻轻地打开这封抗战家书，依然能读到硝烟和苦难、读到思念和牵挂，更能读到以死殉国的毅然决然。这段无数先辈用血泪写就的抗战烽火岁月，这些顽强奋斗的傲骨英魂，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一封家书就是一段历史，纸故情还在。78年后的今天，细细品读这名土家族抗战先辈的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中还原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路历程；从中感受无数英雄字里行间蕴含着的对国家的忠贞，感受无数将士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国士之魂，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必将代代传承。

　　编辑：贺孝瑚

　　统筹：汪东伟

　　编审：干江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