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党史记忆·致敬英雄⑪| 严金甡:用纸和笔同敌人作斗争

　　严金甡，又名今生，贵阳人。父亲严伯寅在贵阳中山西路开中医诊所，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妇女，严金甡弟兄姊妹6人，他排行第五，二哥金操(袁超俊)早年外出参加革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大姐金秋(严慕苏)、四哥金城(袁林)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贵州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转移出去，也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严金牲的童年是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在革命家庭的环境中逐渐成长的。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常利用他家开诊所的有利条件，在他家楼上聚会。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常在那里活动，给他讲革命故事，教他唱《少年先锋队歌》和《国际歌》，对他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每当地下党的同志在他家接头时，严金甡和妹妹金萱便自觉地为他们放哨。在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和姐姐哥哥的启迪下，在严金甡幼小的心灵上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5年，贵阳发生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同志被捕入狱。严金甡的四哥金城也遭敌逮捕。同年9月11日，当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公开杀害林青的消息后，拉着妹妹跑到贵州警备司令部门口，怀着沉痛的心情守候着。当看到林青在宪兵的刺刀威逼下，昂首挺胸，视死如归的情景时，他流着泪悲愤地对妹妹说“矛哥(对林青的称呼)多好啊，我们要学他那样勇敢坚强，埋葬这吃人的社会!”他不忍离去，远远地跟在刑车后面流泪。

　　林青牺牲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有的转移外地，有的隐蔽下来。隐蔽下来的同志为设法营救狱中同志，派严金甡以亲属身份去探监，传递信息，沟通与狱中同志的联系。他办事谨慎，多次完成了任务。

　　1936年，严金甡就学于达德学校。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与陶信镛、周晓山、周兴仁等在一个学习小组。严金甡阅读进步书籍的机会多了，经常认真作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与组里同志研讨问题，思想进步很快。1936年10月，经李策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严金甡平时不多言谈，但谈论问题时却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颇有卓见。地下党组织教育学校中的党员，要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否则，就不能影响周围的同学。他身体力行，努力学习，读书会的成员，都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严金甡很喜欢唱歌。迫于反动当局的禁令，不能公开唱革命歌曲，他回到家里，便小声地哼唱，教别人唱。他很喜欢《五月的鲜花》这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这支充满激情，寓意深邃的歌，在他心上像团烈火，变成一种力量，时时激励着严金甡的革命意志。

　　1937年严金甡考入贵阳师范学校。后因工作需要又转入贵阳高中就学。

　　抗战爆发后，黄大陆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回贵阳与李策一起领导贵州地下党的活动。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政治影响，组织上把严金甡调到黄大陆身边负责刻印文件和传单，并担任秘密联络工作。严金甡严守纪律，放弃学业，断绝与外界的人际交往。躲进一间暗室里与铁笔、蜡纸打交道，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

　　严金甡为刻蜡纸苦练字，常在自己的床前堆放一堆煤灰练习写字，学会了多种字体，在刻写传单和文件时，随时改变字形以迷惑敌人。由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困难，严金甡刻写的工具非常简陋，仅有一块旧钢板，一支铁笔，一个油印辊子和几张蜡纸。铁笔用秃了他就捡留声机的唱针捆扎在竹签上当铁笔使用；没有油印机，就两个人分别拿着一根铁条压在蜡纸上一张张的印。无论白天黑夜，严金甡总是默默地在他家小楼上埋头工作。1937年冬天，严金甡冒着严寒，忍着手脚上冻疮的疼痛，连续几个晚上刻写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告同学书》。几百份传单散发出去后，影响很大。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陈惕庐大为震怒，跑到女中、达德等学校咒骂《告同学书》是托派、汉奸捣乱，说传单是外来的，贵阳人刻不出那样的字。

　　自严金甡担任刻印党的秘密文件以来，先后刻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省工委先后发出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小组生活》和其他一些党的文件。

　　严金甡除了做秘密刻印工作外，还做一些交通联络工作。他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他家隔壁有家钟表店，他设法接近店员，向他们学习修理钟表的技术，后来他用废机件自己安装了一只怀表，需要传递党的指示或通知时，他就把表内机件取出，把字条放在表壳内，妥善地送到目的地。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

　　1938年，当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的时候，国民党贵州当局惶恐不安，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宣言，对抗日民主力量进行镇压，制造了贵阳“二·一九”学联事件，逮捕学联骨干于蕴等7位同学后，于2月21日夜，又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当特务在盐行街贺仁栋家逮捕黄大陆时，严金甡正在那里，他谴责匪特肆意抓人的暴行，被当场逮捕。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为掩盖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竟诬陷被捕的同学和共产党人是“托派”、“汉奸”、“王公度余孽”。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多方营救，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对我被捕同志仍不予释放。

　　严金甡被捕时，年仅17岁。中统特务室见他年纪小，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审问时狡黠地说:“你年纪轻轻，被人利用，只要写个悔过书，就放你出去。”没料到却被他义正词严地斥责道:“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有何过可悔!”特务恼羞成怒，施以重刑，却一无所获。

　　狱中，严金甡在黄大陆、李策的鼓励下，注意锻炼身体、磨炼革命意志。他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无所畏惧，毫不动摇；虽身陷囹圄，在亲人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充满了乐观的精神。一次，他母亲和妹妹去探监，见严金甡已经是遍体鳞伤，没有一丝血色的面部，浮肿得几乎辨认不出模样，严金甡硬撑着站了起来，微笑着一步一步向隔着铁窗的母亲和妹妹走近，口中喃喃细语，并不住地向亲人点头以示安慰。母亲看到小儿子这般模样，强忍着揪心的痛楚，回到家里后疾病缠身，于1939年1月离开了人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严金甡和黄大陆、李策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于贵州省保安处的防空洞里，严金甡牺牲时还不满20岁。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短暂的一生，光明磊落，义无反顾，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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