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党史记忆·致敬英雄】廖崇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青年

　　廖崇美，1925年10月生于贵阳。1931年进入贵阳正谊小学读书，1939年考入私立贵阳清华中学。在此期间，他不仅努力求学，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对日寇侵略中国极为愤慨，曾在地图册上写下“大好河山，岂容日寇侵犯!”10个大字。

　　1944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在浙大读书期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人民掀起反内战、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浙大民主自由空气很浓，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师生不断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从而使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更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的反动本质，成为一个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1946年底到1947年初，廖崇美积极参加浙江大学为首的各院校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1947年5月，在浙大反饥饿、反内战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他不但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还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7年8月，中共浙江大学地下党组织由李景先负责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简称Y·F)。不久，廖崇美便被吸收为Y.E.成员。他还参加了以中共党员和Y·F为核心的进步社团“乌鸦歌咏队”，常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时局，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进步歌曲。10月底，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学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暴运动。在白色恐怖面前，廖崇美毫无惧色，在杭州市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向市民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特务残杀于子三的暴行。1948年初，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为于子三举行出殡仪式时，国民党又制造了“一四”暴行，廖崇美和同学们一道，向冲进浙大校园的国民党特务、暴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廖崇美大学毕业后，受母亲邀请，回到贵阳清华中学任教。

　　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但贵州仍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加强和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陆续派姚国安(姚重华)、梁燕、安毅夫(安粤)等来贵阳开展地下斗争，根据上海局决定，建立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姚国安任书记。特支按照上级“隐蔽发展，积蓄力量，调查研究，迎接解放”的指示，确定以姚国安、梁燕任教的清华中学为据点，开展活动，相继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姚、梁到校后，和进步学生朱厚泽、赵西林等运用出壁报，开纪念会，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形式，在师生中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民主运动。这时，廖崇美与姚国安、梁燕同住一栋宿舍楼，深受他们的影响，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1949年3月，经“特支”批准，他与殷以睿、赵西林、梅德生(梅放)、李惠华等加入了“新联”。在“新联”领导下，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清华中学、贵州大学和学生中广泛宣传进步思想，策动广大师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展开斗争。新联在清华中学组织了“读书会”，演出话剧、歌舞，朗诵诗歌，办壁报，出刊物，通过这些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廖崇美根据新联分工，到贵州大学开展工作。他首先把贵大学生中的清华中学校友联络起来，组成读书会和歌咏队。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他介绍贵大经济系学生甘凌杰加人了“新联”，并由甘凌杰出面和在贵大活动的其他同志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贵大先修班，他结识了女学生、安粤的妹妹安鄂，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安鄂积极参加贵大进步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1949年4月经廖祟美介绍，安鄂加人了新联，以后在革命斗争中，随着革命情谊的加深，他俩结为一对革命的伴侣。1949年5月1日清华中学校庆运动会上，梁燕、廖崇美、殷以睿等“新联”成员在各班积极活动，组织学生表演团体操《团结就是力量》，晚会上还组织学生演唱进步歌曲，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娘补缸》等节目。廖祟美朗诵了田间的《白娘，她也要杀人》，集体朗诵了《海燕》和朱厚泽所作的《向北方的原野，向太阳》。这些节目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

　　1949年6月，解放军向大西南挺进，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垂死挣扎，白色恐怖笼罩贵阳山城。6月5日，新联成员甘凌杰在花溪桥头被捕，中共贵阳特支领导人姚国安、梁燕等被迫转移，新联工作由安粤负责。6月中旬，廖崇美和安鄂邀请肖醒球、谌贻华在棉花关宿舍吃饭，庆祝新婚。席间，有学生送来字条，写着“吉普车来了”，廖、肖当即离去，抄小路经由中曹、小河到贵阳纪念塔，二人分手告别。安粤得知廖崇美夫妇已被敌特注意，便设法让他们转移。这时，安粤联系的杨光文(党员)在贵阳也有危险，新联成员陆思明放暑假要回威宁，又正好收到陆宗棠(贵州大学政治系第一期毕业)来信，说他正在黔北地区发展武装斗争，要求派干部去。安粤便秘密通知杨、陆、廖、安4人在小宅吉安宅开会，确定由杨光文任小组长，带领他们去威宁，配合陆宗棠开展武装斗争。临走前一天，廖崇美到正谊小学向大姐廖崇真辞行，他大姐问他好久回来，他充满信心地说:“还有3个月我们大踏步唱着歌回来。”他们临走时，党组织还安排陆惠英沿途暗中保护。

　　4人由贵阳乘车到毕节后，住在“君再来旅社”，因连续下雨，十几天不见去威宁的车子。加之安鄂已怀孕，呕吐得厉害，行动不便，杨光文决定让安鄂返回贵阳。杨、廖、陆于7月上旬到赫章后，由于局势混乱，威宁、赫章道路受阻。杨光文决定将陆思明留在赫章，他和廖转回毕节再往川南地区活动。再度回到毕节后，他们不幸在“君再来旅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安鄂回到贵阳后，因有特务监视不敢回家，哥哥安粤处也不安全，于是又搭车返回毕节。她得知廖、杨两人已被毕节专员公署的人抓走，打听到毕节专员叫刘鹤鸣，联想到曾听母亲说过父亲安徒曾救过此人一命，便冒险到专署找刘鹤鸣，但刘不仅不将廖、杨释放，反将安鄂也逮捕了。

　　在毕节监狱，一天晚上，安鄂和廖崇美见面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安鄂见丈夫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面色苍白，又黑又瘦，又脏又破的白衬衣上血迹斑斑，有一只脚已站立不稳，她难过得忍不住大哭，质问敌人:“你们太凶残了，为什么这样残酷?”廖崇美昂首大声地说:“不要哭，跟他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要坚强些，自己保重!”话未说上几句敌人就把廖押走了。7月下旬，毕节保安司令部将廖崇美夫妇和杨光文押送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到贵阳后，安、杨被关在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廖崇美被关在这个监狱对面的情报处，敌人多次用各种酷刑拷打他，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8月下旬，廖祟美被转到飞山街鸭子塘监狱关押。他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互相激励，坚持斗争。敌人用尽各种手段都没有使他屈服。10月5日，廖崇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贵阳市郊图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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