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党史记忆·致敬英雄】革命志士蔡应达

蔡应达，贵州大定县(今纳雍县)人，蔡应达不满6岁，父亲就送他上学读私塾。父亲不但要他学文，还要他习武，每天早晨亲自教他学拳术，晚上讲绿林豪杰杀富济贫的故事给他听。在老师和父亲的影响下，蔡应达学文成绩优良，习武刚直倔强，从小对邪恶就具有反抗精神。一次，一个学生被地主家的恶狗咬伤了，他知道后，就带领着几个穷孩子，把恶狗弄到山上打死，丢到深山洞中。

1927年，蔡应达未满10岁，父亲病故，蔡应达因此辍学在家帮助母亲带着幼小的弟弟应侯、应芳种地。不久，蔡应达家中被土匪抢劫一空，生活无着，度日如年，全家逃到毕节，历尽沧桑。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转移到黔大毕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财物等革命活动，蔡应达坚决拥护，特别是看到一位红军把没收土豪的一件棉袄给三弟蔡应芳穿，蔡应达深感红军是救星，决心参加红军，因母亲害病才没有如愿，但心灵深处已播下了革命火种。

红军走后不久，由四川来了一位医生在毕节城内设摊治病，蔡应达的二弟应侯正害病，找这位医生治疗。医生对他和蔼可亲，精心治疗，使二弟的病很快好了。蔡应达对他医术之高明非常钦佩，就拜这位医生为师，白天守摊卖药，晚上听讲故事。这位医生经常给应达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蒋介石不抗日，讲红军北上抗日等等。使蔡应达思想发生急剧变化，深感要懂更多的革命道理，从事革命工作，非读书不可。于是在这位医生的支持下，蔡应达到毕节江西会馆办的豫章小学读书。

1938年，蔡应达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大定职业中学读书。在这里，蔡应达结识了进步教师张西屏和一批进步同学，参加了以张西屏等人为首组织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中苏友好月刊》、《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革命书籍，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立志改革社会。当时，学校里办了一个用来唤醒民众觉悟的《学生抗日周刊》。蔡应达调查到马场国民党区长周月谷贿卖一个伪乡长的缺额贪污大洋500元的材料，就撰写文章，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在《学校抗日周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罪行。国民党大定县政府的大小官吏看了，无不惊恐万状。这一时期，蔡应达还利用假期，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率领宣传队深人马场乐公底等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为“抗日救国会”、“读书会”募捐活动经费。1939年初，地下党中共大定职中支部建立后，蔡应达就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蔡应达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1939年7月，党支部决定大张旗鼓地开展“七·七”全面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蔡应达主动到各小学发动师生出壁报、黑板报，排演抗日话剧，迎接“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的到来。7月7日那天，到会一千多人，蔡应达在纪念大会上作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宣传要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坚持抗战;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号召青年们要做民族的精英，走向抗日救国的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并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讲话博得了到会各界群众的热烈鼓掌。会后，蔡应达和大定职中的学生又纷纷走向街头，展开抗日救亡宣传，大定山城“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1939年秋，中共大定职业中学支部书记邱在先离大定，由杜华江负责支部工作，蔡应达当助手。这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织了一个“边远农村工作团”来大定开展所谓抗日宣传，党支部就利用这合法组织，派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进去，并取得了领导权，杜华江带一个组去东路，蔡应达带一个组到西路鼎新、大兔场(今纳雍县城，当时为大定县西五区雍熙镇)宣传抗日救亡，并在大兔场建立起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在边远的乡镇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冬，杜华江于大定职业中学林科班毕业后，党组织调他到黔西三重堰开展党的工作，由蔡应达负责大定职中党支部工作。蔡应达身负重任，不仅继续扩大“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还组织宣传队员在大定城内演出《打城煌》等话剧，传播“不靠天，不靠地，不靠菩萨和上帝，只有靠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英勇斗争，才能获得翻身”的革命思想，把党的地下工作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1940年4月，杜华江在三重堰派党的地下交通员孙绍业给蔡应达送来指示信。由于孙辗转误投，指示信落入国民党大定县党部干事蔡绍和手中，时值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国祯在大定巡视工作，就下令逮捕了蔡应达，查抄了他的住所——南门城楼子上姚大奶家，抄去了他保存的全部革命书籍。

蔡应达被捕后，国民党大定县长钱文蔚亲自提审，指着抄来的书刊，问蔡应达从那里搞来的，蔡应达说:“从书店来的。”敌人问他为什么看这种书，蔡应达说:“作抗日救亡宣传，就要看这种书。”并质问敌人:“学生看进步书籍有何罪?为什么将我逮捕?”钱文蔚说:“因为你是共产党分子”。敌人进而向他劝降，许与高官厚禄引诱，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我蔡应达宁愿掉个脑袋，也不割只耳朵;情愿坐一辈子的牢，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你们的高官厚禄。”敌人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对蔡应达施以重刑，蔡应达铁骨铮铮，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所需的东西，只好将他同处以重刑的囚犯关在一块。

蔡应达身在敌人监狱，心不忘党的工作，千方百计保护在外的同志。其弟蔡应侯、蔡应芳去监狱给他送饭，将杜华江已在黔西被捕的消息告诉他，他就叫蔡应侯日夜兼程去打鼓新场，把大定地下党支部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在一次审讯中，蔡应达从敌人口中得知，国民党已知道我中共党员吴家臣的化名吴伯裔，考虑到吴家臣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就及时通过关系与蔡应侯见面，要蔡应侯立即去坡脚通知吴家臣转移，从而保护了同志。

1940年5月，蔡应达的两个胞弟联系了一支绿林武装准备劫狱，要蔡应达里应外合。蔡应达认真分析形势，教育他两个弟弟说:“如果我越狱后，会促使敌人很快把关押在黔西的杜华江杀害。”毅然放弃了越狱计划。

敌人在蔡身上不能捞到什么，是年8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要人黄宇仁下令将蔡应达押送到省城，关进贵阳绥靖公署监狱。9月，其弟蔡应侯到贵阳探监，临别时蔡应达告诉他:“回去告诉大家，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蔡应达被关进贵阳绥靖公署监狱后，敌人对他又施行了更加严重的刑罚，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口供，但不论敌人施以什么重刑，用铁丝把他的头捆烂，用烙铁把他的脚烙烂，用竹签子把他的手指扎烂，他都始终坚贞不屈。其弟蔡应侯再次探监，看到他浑身血迹斑斑，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却教育其弟说:“好兄弟，不要哭，要坚强，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这是我入党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的。”最后对其弟蔡应侯说:“看来，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也许我们兄弟见面是最后一次了。不过，我坚信反动派必然灭亡，革命一定会胜利，黑暗的中国一定会走向光明。”

1941年1月，24岁的蔡应达，同狱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一起，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走向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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