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贵阳丨张元恩:从远征军到党的士兵

发布时间:2020-11-16 10:35   来源:学习强国  

  讲起曾经的战斗经历,91岁的张元恩激情澎湃,一幕幕场景浮现在脑海之中,那么真实、那么鲜活,仿佛发生在昨天,令他眼里泛起泪花。

  张元恩从1942年投身抗日,经过岁月洗涤的他现在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每每讲起往昔的峥嵘岁月,他立马神采奕奕,述说着那些枪林弹雨的故事。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我的使命,党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元恩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如今回忆起72年前自己那份初心,他把对党的忠诚,镌刻在奋斗终身的誓言里。

91岁的张元恩

    为拿军饷,12岁踏上行军路

    1941年,贵阳市铜像台(如今喷水池)。

    那年母亲过世,留下了务农的父亲和六个儿女。我排行老三,老大老二是儿子,和父亲一起干农活。家里穷,没饭吃,剩下的兄妹四处要饭。

    1941年的一天,我在贵阳铜像台要饭,一位穿军装的男人提着行李从我身边经过,叫我帮他拿行李,还给了几块钱。那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特别开心,问那个军人:“当兵有饭吃吗?”

    军人回复说:“不仅有饭吃,还有军饷拿。”

    想着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还能养活自己,我就跟着军人去当兵了。

    1942年初,日寇入侵缅甸,意欲切断中国的重要交通供给线——滇缅公路,位于大后方的军民奋起抗日,热血青年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我随贵阳驻防部队南下抗日。10万名青年作为第一批远征军,身着灰布军装,脚穿草鞋,打着绑腿,奔赴云南抗战一线。

    我所在的国民党革命军第200师是当时唯一一支机械化炮兵师,配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我们进入了缅甸境内。当时我才13岁,由于年纪小,便让我当了勤务兵,师长是戴安澜。

1942年,112团重机枪投入激战中。(外国记者拍摄)

    远征缅甸,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1942年初,缅甸曼德勒以南的一片原始灌木林。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其18师团截断中国重要的交通补给线——滇缅公路,它是中国与盟军之间的军用物资供应线。

    有一支7000人的英国军队被日本军队围困在缅甸的仁安羌,英国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增。

    为解除盟军的困境,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曼德勒以南撕开一个缺口,合围日军,英军突围后往西而去,之后日军重新会合向远征军疯狂猛扑而来。

    此时,远征军腹背受敌,被日军截为数股,首尾不能相顾,加上远征军多是新兵,战斗力不强,而日军却是训练有素,并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

    当时200师的一个营在一片原始灌木林与日军打起了阵地战。拂晓,日军大队分数路向远征军阵地靠拢,敌人先用迫击炮向我方轰击,由于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慌乱中不少新兵倒在日军炮火下。

    日军几番狂轰后发起冲锋抢夺阵地,他们端着三八大盖枪咆哮而来。远征军指挥官发出准备肉搏的命令,转眼日军与远征军短兵相接。

    我也端着一支小马枪,与日军拼杀。几个回合,我方许多士兵被日军刺翻在地,满身是血的班长把我扑倒在地,对我说:“不要动,装死,可以保命。我是四川江津县蔡家乡人,若你能活着回国,给我家送个信,我死在这里。”

    我说:“不会的,我们一起回国”。

    这时,班长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那一仗,我连几乎全军覆没。

    战场上躺满了尸体,日本兵打扫战场,见负伤不能动弹的中国官兵就补上一刀,不时听见惨叫声。班长死死压着我,鲜血染红了我全身,看着就像死去一样,日本士兵端着刺刀从我身边走过。

    日军离开了,我却昏迷过去,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我爬出死人堆,试图寻找幸存的战友,结果一个都没发现,活着的只有我一人。

    在曼德勒的原始灌木林瞎闯了几天,终于遇到了几位山民,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又在丛林峡谷间走了7个日夜,终于找到了中国军队,被送到38师军医院救治,伤好后,留在38师当勤务兵。

    人生转折,从战俘到革命战士

    1948年,沈阳。

    1945年,回国后的我们从南宁出发准备到广州。到广西时,就听说日本宣布投降了,大家特别开心。当时除了38师的,还有50、22、38、92师等,纷纷鸣枪庆祝,我背着一把卡宾枪,也跟着往天上打枪,热闹得很。

    1948年,我在沈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俘,共产党发了三块“钢牙”(钱)给我们,问我们想回家还是继续当兵?我毅然选择了继续当兵——当中国共产党的兵。

    1948年11月,跟随中国共产党从沈阳出来后,为了避开国民党派出的侦查飞机,大家绕开铁路从热河走。12月19日,我们与杨柳青镇国民党守军激战一昼夜。

    因为我刚参加革命,战斗中被分给一个新兵机枪手当弹药手,给他上弹。我比较有经验,听到了敌方炮弹的声音,便第一时间叫他“撤”,然后就赶紧趴下翻滚出去。新兵回应了我一声,两秒后,只听到“砰”的一声,来不及闪避的他被击中牺牲。我拾起他的轻机枪接手射击,按照以前学的射击方法来打,一打一个准,被团长吴星凉看到,说我是神枪手,把我提为排长,当他的警务员帮他传达命令。

    这次战斗,我们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击溃,解放了杨柳青镇,俘敌500余人,阻断了敌人去往天津的路。

1965年,张元恩一家人在青海拍摄的全家福。

    落叶归根,最美的地方是家乡

    1983年,贵阳修文扎佐。

    1949年,我跟着团长吴星凉到了浙江,分配到浙江三门县公安局当队长;1951年调到杭州公安厅,任职二大队二中队队长;1952年,从杭州调到苏北新人农场管理犯人,待了八年;1960年,调到青海湖农场任司务长,管理一千多人的伙食,直到1980年离休;1983年,回到贵阳修文扎佐老家生活到如今。

    1956年,在我离家15年后,第一次提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父亲,这才跟家人联系上。

    1962年,在江苏娶妻生子后,我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贵阳找家人,最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

    从缅甸到我国的各个省市,心中最美的地方还是贵阳。

  编辑:李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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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审:干江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