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晋裳:从玉山到贵阳 信仰伴随一生

发布时间:2020-10-16 10:52   来源:贵阳晚报  

  

  

  核心提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革命就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必要时个人甚至要献出生命!怕苦怕死的,不要进军大。”

  “革命不是入股,更不会分红,不要祈求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求名图利,带着升官发财念头进军大,而又不愿转变人生观的,趁早退学。”

  71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6军军大五分校四大队大队长夏页文,在江西玉山挥斥方遒时说的这句话,常常响彻在黄晋裳的耳边。

  革命——16岁的黄晋裳,不理解这个词;如今87岁了,黄晋裳为“革命”这个词奉献了一生。

  1949年11月,为解放贵州、贵阳,南下西进的15000多名干部,和黄晋裳一样,从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到如今耄耋之年不忘初心,他们的信仰,组成“红色贵阳”的鸿篇巨制。

  讲述人:黄晋裳,87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步入军大

  1949年5月5日,江西省玉山县,天气晴朗。

  这天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7军49师的145团、146团从西郊和北郊进入玉山县城。上午9点,二野第五兵团第17军政治部主任裴仲根率领华北来的干部赶到玉山县城,在露天体育场里,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随后,围观的群众奔走相告,欢呼玉山解放。他们的热情,似乎超出了当天炎热的温度。

  这年,我16岁,在玉山铁路中学读高一。

  我家破旧的木板房旁边是一间破旧的砖房,17军政治部就设在这里。一个月后,我在家门前经常碰到的一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笑着对我说:“想参军吗?我帮你写个字条。”我想了一下,说:“想。”这名解放军马上为我写了字条,叫我去两里路外的一所军校报名。走到学校门口,我看见大门上挂的牌子是“二野五兵团16军军大五分校四大队”。来到军大,负责报名的解放军一听我是高中文化,马上给我办理入校手续。

  黄晋裳和记者聊天时,翻看读书时与同学老师的合照

  回到家里,父母听说我报名参军,就让我好好在军大学习,因为他们在解放军一个多月的宣传中了解到,解放军是帮助穷人翻身当家做主的队伍。我的父母都是穷苦人,我在家里是老二,家里有六个儿女,常常揭不开锅,但父母节衣缩食,坚持让我读书。

  在军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学员转变思想和立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用较短时间为我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培养、造就、输送急需的军政干部。

  荡涤思想

  1949年6月—8月,二野五兵团16军军大五分校四大队校区。

  我所在的四大队有600多名学员,大多数是邻近几个县的在校中学生。初入军校,我们这群怀有朴素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在政治思想上还十分幼稚。不过,在军大学习的短暂时间里,教员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荡涤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树立了目标。

  小学和中学时期,我们了解到中国100多年来受到的苦难,却不知道国家该向何处去,不懂得个人如何报效国家。不少学员曾从长辈及进步老师那里听到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但是也受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对革命存有疑虑。

  1949年为庆祝解放发的胸针

  我们这群知识青年,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但也有小资产阶级的私心杂念和弱点。有的进军大学习是为寻找个人出路,摆脱失学、失业的困境。也有抱着试试看,顺心则留,不合意则走的这种思想的人。学员大都受过旧学校教育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轻视劳动、脱离实际、患得患失、好高鹜远的毛病。

  1949年,黄晋裳在二野五兵团16军军大五分校四大队校区学习时戴的臂贴

  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二野五兵团16军党委在各部队精心挑选,给我们大队调来了40余名具有一定文化、身经革命斗争考验、年轻的连以上优秀干部,分别担任区队长、中队长、指导员、大队长、政委等。

  四大队的大队长兼政委夏页文同志是从团政委岗位上调来的。他曾任抗大一分校党总支书记,了解知识分子特点,对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能对症下药。

  1949年6月上旬,大队部在玉山县剧场召开了“二野军大五分校四大队成立大会”,夏页文给我们全体学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脱稿讲话。

  夏页文一语说出军大的意义:“我们这所军政大学,是在革命高潮的战火中诞生的,它将服务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即将建立的新生革命政权培养急需的大量军政干部的新型学校。”

  主席台上,激情澎湃的夏页文铿锵有力地挥着右手,说:“世界观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根本改造,脱胎换骨的改造,将影响人的一生。”他在分析全国迅猛发展的解放战争形势后,风趣地说:“今后可能不会有像淮海战役那样的大仗可打了。但是在完成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小仗要打。你们能有机会亲身参加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这一仗,是你们的幸运。”

  夏页文坦诚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革命就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必要时个人甚至要献出生命!怕苦怕死的,不要进军大!革命不是入股,更不会分红,不要祈求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求名图利,带着升官发财念头进军大而又不愿转变人生观的,趁早退学。革命是自觉的。我们的原则是:来去自由。来者欢迎,去者欢送。”

  两个多小时的开学动员报告,语言风趣,道理精辟,也让我们这些初出茅芦的书生对革命的理解耳目一新。

  这次动员报告,影响我的一生及信仰。

  跋涉千里

  1949年9月6日,天气酷热。

  “向大西南进军。”玉山城头,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四大队随二野五兵团16军离开玉山县城,在大队长夏页文的带领下向大西南进军。

  我们除第一天坐了火车外,剩下的三千里路全靠两腿跋涉。长途行军对于我们这群书生来说,着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学着老战士的模样,背被包、背米袋,腰间别一个饭碗,肩上扛步枪,二三十斤重的行囊压在身上,徒步行军。不过,一个班只有两支枪,大家轮流背。然而,枪是军人的标志,大家背着枪时,都舍不得放下,抢着多扛一段路。

  与战友的合影,第一排左一是黄晋裳

  9月的江西,天气依然炎热。天上,敌机不时飞来扰乱,部队就把白天行军改为夜间行军,不仅凉爽,还可避开敌机轰炸,一举两得。行军途中,我们一般在早上10点从隐蔽的树林中睡觉起来。吃过中午饭,休息两小时后开始学习,下午6点左右吃晚饭,7点钟上路,一晚上可以行军七八十里路。

  到达湘潭,我们四大队分成两批,一批继续跟着部队行军,一批被编为西进支队,主要是南下西进贵州,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我被分到西进支队。这时,我听说贵州的省会贵阳将是一位叫秦天真的革命前辈,受党的领导,在那里建立新政权,而我们,也是去接管贵阳。

  行军,个中艰苦不用说。初始,我们肩上的皮肉被背带勒得红肿。脚起泡,扭伤,小腿发肿,已经是常事。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每每艰难地到达宿营地,晚饭后要开会、学习,没有洗衣、擦身的时间。

  雪峰山,是湖南省最大的山,10月底,我们到达这里。首长说,翻过这座山离贵州就不远了。

  翻雪峰山,我们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当天,在山脚还看见天气晴朗,到达半山腰,就是阴雨绵绵。行军路上,都是年轻人,瞌睡大,走着走着,一些战士就睡着了,摔倒在地。有的战士困得难受,闭起眼睛打盹走路。如果前面走着的战士一停步,后面的人会推醒他,让他继续往前走。

  当兵时的帽徽

  两个多月的行军,特别是进入湘西、黔东地区,有近一半时间是在阴雨中跋涉,凭一张军用油布遮挡,遇狂风大雨,油布派不上用场,全身透湿,背包、米袋浸水后越背越重。泥泞道路,都是黏土,又粘又滑,有时拔不出腿,更多的是不断地滑倒、摔跤。

  按部队规定,团以上的大队领导行军中都配了马,他们本可凭借坐骑轻松前进;连、营干部都配有通讯员,不用自己背背包、扛米袋。但是征途中我们很难见着骑马行进的大队首长,也很难见到不背背包、米袋的区队长、中队长、指导员。夏页文总是把坐骑让给年小体弱或者生病的战士。区队长、中队长们背的、扛的总是超过了我们。

  初入贵阳

  1949年11月15日,贵州福泉马场坪。

  当天,贵阳解放的消息传来,我们西进支队各大队接管的地区及省、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党政负责人已经确定,贵阳市市长秦天真派了几辆车子,把我和一些接管贵阳的西进干部接走,我们在11月17日早晨到达贵阳。当天,成千上万的市民齐集南门外,结队欢迎人民解放军。

  当时的贵阳不大,半个小时可以逛完全城。走在贵阳街头,到处都有破损的石头路面,成了“眨眼石”,不小心一脚踩上去,脏水如暗器,直射脸面或颈子。贵阳街头还弥漫着抽大烟散发出的膏精味,令人作呕。

  解放初期,贵阳的许多资本家已经离开,中华南路的一家银行空无一人,我们就驻扎在里面。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在贵阳到处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我们分多个小组,分别接管财政、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我被分到教育组工作。白天,我穿着解放军的制服,戴着军管会的臂章去各所学校宣传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党的政策,对教师进行团结改造,让他们安心工作,起到稳定作用。

  经过大批南下西进干部的努力,贵阳市接管工作在1949年12月基本结束。共接管全市192个单位,行政人员5414人。之后,贵阳市人民政府迅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包括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等10多个部门,促进了新生社会秩序的稳定。

  1950年春天,贵阳城外的土匪和城内的特务勾结,妄图袭击贵阳城。3月24日夜,贵阳展开抓捕匪特的行动,一晚上抓了400多名匪特。由于我才17岁,就带着枪支、手榴弹,留下来守办公室,如果有敌人来袭击就狠狠地还击。

  随着局势稳定,接管工作结束。我来到贵阳市人民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到贵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科,主要工作是按照市委的要求,为组建各个职能部门考察干部。这些职能部门,就是建设贵阳的生力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尤其是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段落,心头豁然开朗:中国必将发生一次深刻的变化。果然,在第二年,困扰我21年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

  1981年,组织上把我从遵义路饭店调到贵阳市财贸部担任副部长,1983年在贵阳市担任纪委书记,让我燃起大干一番事业的斗志。

  1985年发放的毕业证书

  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贵阳市历届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勇于实践,不乏成功精彩之作。而当时,贵阳最具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的,是放手社会办公交、蔬菜产销放开和推进街道办财政,我见证了这三件解决民生问题的实事。

  改革伊始

  ★社会办公交

  1987年以前,贵阳市公共交通营运市场,可谓国营公交“一统天下”。然而,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仅有公交车300余辆,每万人仅拥有2.8辆,人们出行十分不便。“乘车难”成了贵阳广大群众和过往客商的一道难题。

  “乘车难”,难在哪里?

  一是,难在人的观念上。开放客运市场会不会乱套?会不会冲击国营公交的主导作用?私人搞出租车,岂不姓资?

  二是,难在管理体制上。公交营运的管理和发展既是交通管理部门的本分,也是城市建设、城市管理部门的应有之义。在体制改革尚未到位之前,机关林立,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加之管事的人重权利、轻服务,重管理、轻发展,公交管理易主频繁。曾出现三次划归市交通局,又三次反归市建设局(公用局),谁还能用心去解决群众的“乘车难”呢?

  三是,难在资金奇缺上。

  既然是国营公司“一统天下”,资金来源自然只能靠国家财政支撑。市政府虽然每年投入一百万元,却远不能解决300多辆(多属破旧车)车的保养和更新。能维持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发展。

  “乘车难”的存在,让社会上一些人看到了商机,陆续出现未办“手续”偷偷摸摸做起公交营运生意,居然发展到100多辆。公交营运市场开始“乱”起来了,主管部门市城管委也着急了,决定把它管起来。于是,向上级报告,市领导默许了。试行一段时间后,社会反响不错。

  1987年夏,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放开城市客运市场,鼓励单位、个人投资,动员社会办公交。并制定相关规定和办法,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1987年夏天至1993年9月,共利用社会游资1.3亿元,新投入营运中巴车855辆,的士车1200辆。每万人拥有公交车增至13辆(不含的士),比1987年前增加客运能力四倍;吸纳从业人员6000余人。

  政府没有花钱,反而增收税费,仅1993年就达4500万元。1989年2月揭晓的“贵阳改革开放十大成就”群众评选中,社会办公交荣登榜首。

  “乘车难”解决了,车流量增加,又出现了有的路段狭窄拥挤的问题。贵阳市政府又出招:1992年10月,在全市进行首次出租车经营权公开拍卖,拍卖了141辆出租车经营权,成交金额达1100多万元,全额上交市财政,用于道路的扩建和维修。

  ★★蔬菜产销放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贵阳市蔬菜产销管理,生产归农业口,销售归商贸口。蔬菜生产的面积、产量、品种、派购任务等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管得既死板,又没有效益。

  在销售上,则实行由国营蔬菜公司统购包销,执行计划价格,一切高度集中。这种体制形成了生产和市场脱节,供求难平衡,产销矛盾,农商扯皮。加之依靠科技兴菜的观念不明确,安排种植的地域、季节有一定盲目性。旺季烂菜,国家大量补贴;淡季缺菜,老百姓排队争购。

  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蔬菜难摘,不多就少,多了就烂,少了就吵。”“吃菜难”成了又一难题。

  上世纪80年代初,贵阳市委书记夏页文带队去外省考察,并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市蔬菜产销状况进行全面调研,明确了解题方向。

  首先,1980年5月,贵阳市委、市政府开放全市32个农贸市场,实行蔬菜的“大管小活”(只管28个骨干品种,其余放开)的决定。第一次突破了大包大揽,统购包销的禁锢,形成蔬菜市场上,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的生动局面。

  1981年5月,在全市专业种菜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菜农自主种菜的积极性。

  1983年2月,把蔬菜产销的管理从农口和商贸口分离出来,成立市蔬菜工作办公室,直属市政府,实行蔬菜工作的一条龙管理体制,解决了部门分割、产销脱节的问题。

  1985年1月,在保证蔬菜种植面积的前提下,价格全面放开,生产者自产自销,经营者自主运销,消费者自由选购,彻底疏通生产和市场的通道。自此,市场调节开始起主导作用。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城市不断地扩张,多年建立起来的近郊3万多亩专业菜地不断地被征用、蚕食,蔬菜上市总量日趋不足。

  1983年秋,根据市场反复出现的“春淡”、“秋淡”菜源紧缺的状况,贵阳市政府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到远郊种粮区,帮助粮农在粮食收割后立即种上大白菜。当年试验,当年即获得丰收。除粮食收益外,每亩蔬菜农民增收1000元。本来,市政府只计划扶持建立7000亩季节性菜地,可第二年农民却自发种植1.7万亩,既缓解了“秋淡”,又富了远郊农村。

  随后,又与气温较高的罗甸等六个县发展横向联合。每年四五月间,本地越冬菜下市,而夏季菜又接应不上(种植气温要求较高)的“春淡”之际,罗甸等地的早熟菜正好源源不断送进贵阳,实现了贵阳市蔬菜的正常供应。

  第三,科技兴菜。

  1983年,根据贵阳市委、市政府部署,市蔬菜办和市科委,以《贵阳市蔬菜周年均衡供应技术研究与应用》为课图,采取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每年推广良种6万多公斤。三年来,由单产2500公斤,提高到3000多公斤,增产蔬菜4000多万公斤,农民增收1600多万元,使贵阳蔬菜供应做到淡季不淡,全年均衡上市。

  ★★★街道办财政

  1984年以前,贵阳市各街道办事处,原本没有财政。它的支出,全靠区财政按预算核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街道办事处的任务,除了上世纪50年代规定的三项任务外,还要担负起辖区经济建设和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管、环卫、计划生育等100多项工作任务,让街道办事处步履维艰。

  面对迅速发展的区、街经济和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新变化,贵阳市云岩区委、区政府,从顺应经济发展和调动街道生财、理财的积极性出发,参照农村建立乡级财政的经验,大胆地提出在城市街道办事处建立财政的设想,很快得到贵州省财政厅、省财政科研所和贵阳市财政局的肯定和支持。

  1984年10月,云岩区在所属中西、延中、黔东等三个办事处,推行“简政放权、下放财政”的改革试点,成立财政所,明确街道收支范围和超收分成比例,率先在三个办事处建起了财政。试点数月后,效果比预期的好。

  从1985年起至1989年底,云岩区街道办事处共兴办工业企业420户,第三产业615家,新增产值4800万元,新增销售收入8000余万元,新增利润1600万元,安排就业4077人。全区财政收入,从1984年的1700多万元,升至1989年5200万元。

  街道有了实力,就开始兴办街道公益福利事业。5年中,各街道自动投资238万元,翻修小街小巷道路、新建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街道财政,在贵阳市云岩区诞生并取得成效,迅即在全国引起反响。

  老人在家里养了几盆绿植.,也是一种乐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田坚李强/文张晨/图)

  编辑:李济君

  统筹:汪东伟

  编审:干江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