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历史真实 增强文化自信

发布时间:2019-10-09 11:17   来源:贵州日报  

  中国是文明古国,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硕果累累。70年间,贵州考古披荆斩棘,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取得了丰硕成果,改写了人们对贵州的刻板认知,为增强贵州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近70年的考古成果表明,作为多民族地区的贵州,历史悠久灿烂,文化丰富多样,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为指导,扎实工作,贵州的考古一定能更上一层楼,为树立贵州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贵州考古事业的五大成果

  考古机构设置逐步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前,贵州全省没有专门的考古机构。1953年1月1日,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民国时期创建的省立科学馆和艺术馆构成其两个源头。1958年5月1日,贵州省博物馆在北京路落成并正式开放。贵州省博物馆内设考古组,1982年改为考古队,1990年5月改设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1996年7月,新成立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省博物馆独立,负责全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这是贵州省内唯一一支具有团体领队资质的考古力量,也是贵州考古的主力军。此外,在各地州市以及各县级行政区都设置了文物局或文物管理所,负责辖区内文物收藏保护和管理工作。

  考古队伍专业素质显著提高。建馆之初从事考古工作的均系“非专业”人士,之后经过“考古训练班”学习的学员逐步成长为贵州考古的中坚力量。60年代前后,一批经过高校考古专门化训练的“科班”出身的考古人员从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分配至贵州省博物馆,考古力量得到极大充实。不同背景的考古人员揭开了贵州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序幕。如今,一批不同高校毕业的博士、硕士积极投身贵州考古,专业化程度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省内的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加强了考古学科的建设,积极引进考古人才,从事考古研究与学生培养。

  考古发掘成就辉煌。贵州省博物馆筹备过程积极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54年初,调查发现杨粲墓、高坪杨氏土司墓地、湄潭金桥宋墓等宋明墓葬,1957年春即对杨粲墓进行发掘。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清镇、平坝等地发现并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这是贵州最早的科学考古发掘活动,一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田野考古经验,一方面获取的珍贵资料打开了从另一个角度探索古代贵州的一扇窗户。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则出现在70年代末。1976至1978年间,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三处战国秦汉时代墓地与遗址的发掘,使扑朔迷离的夜郎变得触手可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贵州考古的重心都围绕着夜郎问题展开,其中,包括2000年、2002年、2004至2005年对上述三处遗址的再发掘,先后两次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贵州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考古人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主动融入课题意识,针对清水江、北盘江—红水河、锦江、赤水河、乌江等几大流域的考古调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批史前至战国秦汉时代的遗址被发现并发掘,许多发现填补贵州考古的空白,勾勒出一幅幅贵州高原通过各大河流域与周邻地区上下互动的历史画卷。与此同时,针对史前洞穴、土司等方向的主动性考古也取得重大突破,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并先后三次荣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学术成果日渐丰硕。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以考古报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方能被各界广泛认知并开展深入研究。为此,各方所做的努力一是考古报告的出版,二是相关研究的跟进,三是公众考古读物的撰写。已发行的考古报告比较重要的有《盘县大洞:贵州旧石器初期遗址综合研究》《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与《玛瑙山:考古、文献与口碑》等,分别对贵州旧石器时代初期洞穴遗址、夜郎时期墓地、特征鲜明的水族石板墓以及长期不受关注的贵州清代山城的田野调查与发掘资料予以公布,并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方面,张合荣的两本专著《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与《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对夜郎文化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代表了目前夜郎研究的前沿。公众考古方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之考古系列”,已经推出《穴居时代》《文明曙光》《夜郎寻踪》《悠悠牂牁》《大河上下》《拼接往昔》与《叩问黄土》等7本专书,用散文化的笔触深入浅出解读贵州各方面的考古发现。《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则将海龙囤最新的发现与认识及时与公众共享,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重大考古项目世人瞩目。经过长期的积累,贵州考古形成了几个特点鲜明的方向并为各界所广泛关注,即史前洞穴考古、夜郎考古、民族考古与土司考古。这四个方面是贵州过去在开展、未来更需深入的重大课题。其中的夜郎考古,已经由几代人的努力,初现规模。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展的史前洞穴遗址考古,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盘县大洞遗址、贵安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先后获1993年度与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者的相关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贵州有着非常丰富的民族考古资源,如洞葬、岩画等,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才刚刚起步,未来可期。近年开展的土司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助推海龙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是贵州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播州土司考古成果两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勇夺“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并获3项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使土司考古成为研究热点。

  贵州考古的五个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考古所取得的喜人成果可用5个关键词概括:上山,下河,进洞,入世,洗脑。

  上山:从商周到战国秦汉,到宋元明清的一大批山地遗址被发现并深入研究,书写了山地文明的绚烂篇章。下河:各大河流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发掘与系统梳理,彰显河流在贵州历史上文化大通道的意义,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入洞:特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天然溶洞,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居住乃至永远长眠的理想之地。约200处史前洞穴遗址的发现,反映贵州自距今20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足迹,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唐宋以后乃至今日还存在的洞葬习俗,构成了贵州生态文明的一道奇观,也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入世:考古发现与研究,不再是考古人的自娱自乐,而是积极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建设结合起来,相关成果在现场或博物馆得以及时展示,甚或建立遗址博物馆,实现与公众共享。洗脑: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对贵州这块热土的既有认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

  (李飞)(作者为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海龙囤考古发掘项目领队,博士,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李奕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