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最后一次”尽现公仆风范(之三)

发布时间:2019-03-19 11:01   来源: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1975年11月初,大手术后最后叮嘱赵炜要照顾好邓大姐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

  当赵炜跟着邓颖超进了病房来到周恩来病床前时,看着被病痛折磨得瘦削老弱了许多的总理,她尽力控制住自己想哭的感情,只轻声地叫了一声“总理”。

  周恩来一见是赵炜,马上从被子里伸出瘦瘦的右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刚从外面进来,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赵炜,很坚持地用微弱的声音说:“没事,要握。”

  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却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周恩来的这句话,令赵炜猝不及防,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这时站在赵炜身边的邓颖超连忙使劲拉了拉赵炜的衣角,示意她不要哭,以免使周恩来更难过。

  周恩来没有子女,只有邓颖超与他相伴一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交代赵炜好好照顾邓颖超,这可以算是他最后的嘱托了。那天,周恩来还交代邓颖超以后每天从西花厅来医院时都要赵炜陪着。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 《三和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975年底,最后一次和叶剑英谈话做了重要嘱托

  叶剑英是一位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就全心都扑在周恩来治疗上的元帅。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时间就主动与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治疗情况。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想一切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他不仅打电话,而且隔几天就要抽空来医院一趟,看看周恩来,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

  叶剑英每次来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定会记得给周恩来带一些分享。周恩来不能进食了,他就带给医护人员吃。有一次他钓到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马上派人送到了医院给周恩来吃。结果这条鱼又是红烧又是清蒸又是炖汤也没有吃完。周恩来就把鱼分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大家吃了鱼,就打电话感谢叶剑英。叶剑英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鱼,说这次是专门慰问工作人员的。大家一看,这条鱼比上次也小不了多少,于是就把鱼肚子挑出来送给最喜欢吃鱼的周恩来。

  自周恩来病重后,尤其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定来请示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慢慢地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谈话减到了两小时。再后来,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最后只有数语或一声招呼了。最终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二人一句话不说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种无声胜有声的心灵慰藉、依依不舍的战友深情,无不令人动容。

  最让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记忆犹新的是,叶剑英与周恩来 1975年底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

  叶剑英进来先握了握周恩来的手,因为周恩来早已卧床不起,他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兴的心情。叶剑英欲言又止,但看看身边有医护人员,就叫大家暂时先出去,并说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里面的话片语只言地飘了出来,大家也知道叶剑英来一定是在汇报有关中央的重大问题,而这时邓小平被迫中断整顿之后,很多矛盾交集在一起,都对邓小平十分不利,叶剑英心里着急,才来和周恩来商讨对策。

  周恩来病危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这个“他们”指谁?叶剑英心里很清楚。

  叶剑英谈完话出来,把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很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因为叶剑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张树迎便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生命最后几天,他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呼吸停止默默地离去,张树迎他们手里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周恩来逝世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叶剑英,觉得自己给叶剑英交了一张白卷,很对不住叶剑英的重托。叶剑英望着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说一声:“唉,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了。除邓小平来看望得勤之外,接下来就是李先念了,他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周恩来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1975年12月20 日,最后成功约见谈话的中央部门负责人——罗青长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周恩来长期萦绕在心的一大愿望。他多次说: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好就行。”

  “文革”开始后,对台工作遭到很大破坏。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后,对台工作才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艰难地向前推进。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然而,对台工作一直由他直接领导,一些台湾问题的重要文电仍要送他签发。

  周恩来虽然躺在病床上,心里却时刻惦记着远在台湾的朋友。当他听说张学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险时,十分着急,立即请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查明情况。更令人感动的是,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他对祖国统一问题仍念念不忘。

  1975年12月中旬后,周总理已在弥留之际,他连续几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0日这天,他的神志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找罗青长。

  罗青长(1918-2014), 四川苍溪人。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年至 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一局局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一局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1954年10月起兼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秘书长,1957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至197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1月起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从20世纪30年代起,罗青长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40年;他是最早知道周总理病情的人之一,也是周总理生前成功约见的最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病重的周恩来仍旧对此牵挂在心。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75 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

  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 4 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2)不会投降大陆;(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 ××(两字模糊)。

  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的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上述批示中的罗青长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钱嘉东系周恩来外事秘书。

  这几个“托”字不仅是周恩来留给负责对台工作的同志最后的嘱托,也是他对全国人民的嘱托。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记载: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又据罗青长后来回忆:危在旦夕的周总理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我赶到医院时, 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中午, 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情况如何、蒋经国情况怎么样。在罗青长简单做了汇报之后,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最好是我们的老一代来解决,国共合作嘛,我们都亲自经历过的, 不然将来可能夜长梦多。”同时,周恩来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又考虑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是周恩来、罗青长密谈的见证者。据他后来在所著《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相关回忆,周恩来约见罗青长的心情相当急切:高振普对此也有回忆:12月20日晨5时,总理让我请罗青长来医院,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核准后,我拨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我回到病房准备向总理报告已通知到罗青长。但当我靠近病床时,总理已经睡着了,所以只好等他醒来。我站在床边,一直等到他醒来,他睁开眼便问我:“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我说已告诉他本人,总理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时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谈话进行近20分钟,罗青长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总理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

  又据《百年潮》1998年第2期载文称:罗青长后来还说过,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入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张镇(1899-1950),湖南省常德人,国民党军上将,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 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

  人民的好总理,就是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操心国家大事,甚至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这是达到怎样一个完全的忘我境界呵!

  1975年12月31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最沉甸甸最短几个字“我累了!”

  1968年8月,25岁的纪东从当时的8341部队,被选调到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秘书,一直相伴周恩来左右,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作为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他在周总理身边的8年是周总理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面临严重挫折的时期,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8年。

  纪东后来深情回忆说: “我跟随总理工作的8年,是他老人家最苦、最难、最累的8年。 ”“那是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在纪东心里,很多关于周总理的记忆,很多关于西花厅的人和事,总是那么历历在目,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感受和旅途。

  纪东对“九·一三”事件的经历——当时林彪叛逃后,他在总理身边三天三夜的所见所闻,包括只有他一个人亲眼所见的一些过程,都记忆深刻。当然,作为一直陪伴周总理到最后一刻的身边工作人员,他最大的优势是知晓周总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大量的具体细节。

  “我累了!”是病榻上的周总理对纪东等身边工作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在8年间纪东第一次从总理嘴里听到的“累”字。说这句话8天后,周总理溘然长逝。

  数十年来,摄人心魄的这一幕和这沉甸甸的一句话,让纪东刻骨铭心。

  1966 年春天,华北平原遇到多年来罕见的大旱,人口稠密的邢台地区又发生强烈地震。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格外忙碌,他那浓眉紧锁的神态,多少透露出内心的沉重。1973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外长的时候,随行的意大利摄影师为他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取名“周恩来的沉思”。这时的周恩来在想些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个不解之“谜”。也许,我们可以从佩戴在他胸前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上,得到一些答案。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非常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周恩来忍辱负重,一方面需要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另一方面还必须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期间他明确按照两条指导思想来行事: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对于在“文革”各种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他的诸位老战友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从一个侧面生动可信地反映出周恩来总理那个不轻易说出口的“累”字背后,凝聚了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及人民利益所付出得鞠躬尽瘁和无怨无悔啊!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谅解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叶剑英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李先念说:“在十年动乱的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杨尚昆说:“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薄一波说:“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宋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聂荣臻说:”“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陈丕显说:“周总理虽然未能亲手扭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但他却以高度的坚毅精神,尽可能减轻了这场动乱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这是历史的结论。 王任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有周恩来同志做毛泽东同志的辅弼,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陆定一说:“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与危亡。”谷牧说:“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民分忧解难。”余秋里说:“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 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的,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傅崇碧说:“总理对人民、对国家确实忠心耿耿。‘文化大革命’中要是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

  1976年1月7日,生前对医生讲的最后一段话

  1976年1月5日凌 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危在旦夕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段话。多么耐人寻味、令人动容!泣泪!为国为民竭诚尽力地操劳奉献了一生的周总理,在垂危之际依然还是只想到他人!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享誉中外的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燃尽了生命之光,与世长辞。 孟红

  作者单位: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责任编辑: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