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实践 浙江篇】“后陈经验”： 从治村之计到治国之策

后陈新貌。张建成　摄

　　浙江在线7月1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何晟 李晓鹏 黄葆青）下了金丽温高速，往武义县城方向开1公里，后陈村就到了。

　　宽阔平整的村道，精心修葺的湖岸，一排排漂亮农家小楼间参差的水田和鱼塘，一派典型江南农村的模样。这似乎是个在浙江随处可见的富裕村庄。

　　然而，平凡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不寻常的历史：13年前，为了化解村集体收入逐年猛增而村务管理却问题频发的困局，这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村委会并列的基层村务监督机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让后陈村人惊喜的是，在监委会成立一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入到后陈村调研，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益经验。他们更没想到，“治村之计”会上升为“治国之策”：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作出了“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的规定，“后陈经验”遂成国家法度，后陈也与小岗一样，成了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庄。

　　钱怎么用，用了多少，每张发票清清楚楚

　　今年梅汛雨不停歇，后陈村西边，村民洪孝广承包的9亩鱼塘上个月也被洪水冲垮了堤塘，养的鲫鱼几乎都逃光了。听我们提起村务监督委员会，洪孝广比划着修复如初的塘堰开了腔：“村里雇挖机来施工，村监委会的干部每天都在现场，干了多少时间，运来多少土方都一笔笔记下来。像这样的工程，以前少不了又要有人说干部在捞好处。但是现在，钱用在哪里用了多少，每张发票清清楚楚。我们放心，村干部也敢为我们做事情。”

　　边上57岁的陈玉球憨厚地笑了，她今年5月15日刚当选后陈村第六届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在村口的公开栏里的收支账上，后陈6月份最大的单笔收入是厂房租金39.9万元，最小的一笔开支是几盏路灯的电费13.95元。其他大到老年食堂的菜金支出，小到买了几把扫帚，也都一一入账。

　　“公开栏地方有限，只能公示账目。华数公司每个月都会把我们监委会审核过的发票传到机顶盒的‘互动点播’里，村民在家就可以看。”陈玉球说。

　　逼出一个第三方监督组织

　　十几年前的后陈村可不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建设，村里1200余亩土地陆续被征用，征用款累计达1900余万元。当时由于村里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不透明不规范，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与日俱增。

　　2003年11月，时任武义县白洋街道工办副主任的胡文法“临危受命”，到后陈村兼任村支书。胡文法领着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连续四天开会到深夜，最终达成共识，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督组织——村财务监督小组。小组成员除分管纪检的支部委员和出纳外，由全体村民从非村两委成员直系亲属村民中选举三人组成，每月对村两委的财务支出进行审核公示。

　　后陈的变化很快引起了街道党委和武义县委的注意，2004年2月，县纪委派出专题调研组进村，确定后陈村为村务监督改革试点村庄，拟出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项制度，并设置了村级监督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民主选举产生了首届村务监督委员会。至此，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代表的“后陈经验”基本成型。

　　习近平的肯定，让我们吃了定心丸

　　2005年6月17日，是让后陈人至今难忘的日子。这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后陈村调研。

　　在时任村主任、现任村支书陈忠武的印象中，习书记身材魁梧，平易近人。“我说，没有监委会前，大伙对村干部不信任，干部做不做事都得罪人；有了监委会，百姓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盼着我们多干事。”

　　最让陈忠武他们激动的是，习近平说，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他一直关注着，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当时其他村的村干部都在骂我，好端端搞一个‘第三委’出来，还要不要做事了？但是他说了这个话，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才能大胆地走下去。”　陈忠武说。

　　村里的钱和家里的钱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370户人家的后陈村，紧临武义县经济开发区，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410余万元，在当地是不折不扣的富裕村。但在武义的各类市场上，后陈村的干部却是让老板们头疼的人。

　　去年，后陈村造旧村改造的安置房，请数字电视公司铺设基础工程。验收通过后，对方拿着7.2万元的工程决算来结账，但是村监委会提出，报价偏高。经过专业公司审计，最终将金额压到了5.5万元。

　　这笔钱，直到我们来的这天上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才盖章通过。“村里的钱和家里的钱是一个理，每笔都要精打细算，否则浪一浪就不够用了。”村监委会主任陈玉球说。

　　但是在村庄建设和村民福利上，后陈村却一点也不“抠”。七八年间，村里的旧村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村103位70岁以上老人可以在村老年食堂免费吃饭，每天两餐。村干部们经常调解的矛盾，也从村两委与村民间的矛盾，变成了老人们口味差异的矛盾。

　　相比过去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句话、一支笔”的时候，如今村干部的权力似乎小了许多。但是陈忠武和村主任陈跃富却都对记者表示，现在当干部很轻松，很“通气”。

　　“以前哪怕自己堂堂正正，很多事别人就是不理解。现在，我不管走到哪里，大伙都笑着和我打招呼。”陈忠武说。

　　记者手记

　　在后陈，所闻所睹，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著名的村庄——安徽小岗。1978年一个干冷的寒夜，小岗18户农民秘密决定把地分了，单干……当年这大逆不道的举动，稍后即被中国农业问题权威杜润生喻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遂成中国基本国策。

　　不管中国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总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但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真正有挑战性的，是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如何汇聚起来，集中成为政策和制度。否则，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难以成为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

　　因此，在后陈村出于村庄治理的需要而催生出了这一制度后，武义县委的重视和推动就显得尤为幸运和重要。而随后来自高层对其的进一步肯定，终于让“后陈经验”这朵民主之花开遍了中国大地。

　　什么是改革？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后陈村的故事，也因此蕴含了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