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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文

发布时间:2017-04-05 11:50:54   来源:贵阳网  

杨光文,贵州省台江县人,苗族。幼年时期,因父亲在外地担任公职,便随母亲寄居在雷山县丹江镇的外婆家里,就读于丹江两级小学。杨光文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备受长辈钟爱。后过继给伯父,随伯母到贵阳居住,在贵阳达德中学就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风暴席卷全国,贵阳各校师生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杨光文参加了抗日宣传队,积极上街宣传。通过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开始憧憬新的生活,积极要求进步。

1942年,杨光文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贵州大学法律系。在贵大期间,他接触了不少进步教师和同学,借到大量的进步书刊。通过阅读进步书刊,视野逐渐开阔,革命热情更为高涨。1944年8月,经人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影响下秘密建立的进步青年革命组织—群社。他经常和群社的师生一起阅读革命书籍,畅谈革命理想和前途,共同提高思想水平。在群社的学习会上,杨光文对国民党政府违反人民意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经常进行激烈的抨击,并热情颂扬共产党的主张。

贵大学生白治会曾被一些人所把持,为改变这种局面,杨光文与蔡之诚等联名写出大字报,要求直接选举学生自治会。经过深入发动,斗争取得胜利,产生了进步学生占三分之二的学生自治会,改变了由反动党团成员独霸学生自治会的局面。杨光文广泛联系同学,经常把进步学生组织在一起研读马列著作,学习和讨论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大家反对学校当局的法西斯教育,同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活动进行斗争。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贵州独山。贵阳山城一片紧张,贵州大学向遵义转移。在此情形下,杨光文根据群社作出的“组织起来,武装抗日”的决定,离开学校回家乡雷山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杨光文到雷山后,将带去的《大众哲学》等书刊分发给亲友秘密传阅,积极在知识青年中进行串连,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向他们进行爱国、民主、革命理想的教育。他在雷山期间,生活朴素,学习认真,待人诚恳,颇受当地绅士器重和青年人尊敬。他经常用家里给他的生活费资助一些贫困学生上学,并谆谆嘱咐他们:“要为贫苦人民努力学习,不要只是为了个人前途奋斗。要多研究一些新事物、新学问,多结交一些有志气、有抱负,上进心强的朋友。”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一批有识青年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

1944年底,日本撤离独山后,贵州大学搬回贵阳。翌年,杨光文返筑,得知群社已被特务破坏,便决定不到贵大复学。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努力寻访中共地下党组织。由于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1945年5月的一天,贵阳山城雨雾蒙蒙,杨光文外出办事被特务暗中盯上。为了甩开特务,他在城里东转西转,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甩掉尾巴,回到家里。情况危急,在贵阳己呆不下去了,他决定转移到贵定。不久,杨光文的父亲(贵定县田粮处副处长)通过私人关系,搞来了贵定田粮处向粮食部请示有关问题的信件,并叫他化名杨炯铭,以贵定田粮处科长的身份离开贵定,前往重庆找党组织。

1945年7月,杨光文在重庆找到了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要求去陕北。当时去陕北的地下交通线路已被截断,党组织安排他到四川垫江女子中学,与地下党员张仁信(女中教导主任)接头,先找到工作暂住下来。经张介绍,杨光文被聘为垫江女中教员。此后,他俩在女中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民主宣传活动。通过学术讨论会讲评鲁迅生平及其作品,阅读《大众哲学》;以编排、演出革命剧目,举办联欢会等多种形式,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杨光文的进步活动又引起了敌特的注意,为保证安全,组织上决定让他回重庆。

1947年7月初,杨光文受张立派遣由重庆回雷山开展活动。7月中旬,他回到贵阳,向贵大的同学蓝华富转达了张立关于“组织革命武装,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的意见。

杨光文一回到贵阳,他的家便被特务监视。为此,他父亲到贵阳接他回贵定。当他们走到龙洞堡时,发现已被特务跟踪。到龙里县城后,为甩脱“尾巴”,他们走进了一家饭店,狡猾的特务也跟着进来。杨光文见势不妙,思考着对策,只见他父亲急中生智,将桌子推倒,挡在特务面前,杨光文乘机跑脱。但他父亲却被抓进了龙里县党部。后来杨光文的父亲亮出名片,加上他伯父是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龙里县党部碍于面子,只得从中调解,此事才算了结。

杨光文脱险后,立刻雇了一辆马车回到贵定,接着又辗转到达雷山,到雷山后,通过亲友关系,杨光文被聘为雷山中学教员。不久,杜青、李谦、孟庆仁、王天行(中共党员)也陆续到达雷山。经杨光文介绍,都被聘为雷山中学教员。他们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故事会、演讲会、联欢会等抨击时弊,启发学校师生的觉悟。他们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调查社会情况,发动民众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踏遍了雷山县周围的山山岭岭,走遍了雷山县城附近的村村寨寨,为建立武装斗争的根据地而奔波。他们还在学生中物色和培养了10余名武装斗争骨干,准备等待时机成熟起来战斗。

杨光文在雷山人缘较好,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做上层人物的团结争取工作。雷山当局内部争权夺利,经常演出勾心斗角的闹剧,杨光文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1947年下半年,雷山中学校长罗裕洋无端解聘进步教员数人,杨光文便针对这个校长侮辱过女生一事,带领全校师生与之进行斗争,迫使罗裕洋潜逃。此后,贵州省教育当局派王永嗣代理雷山中学校长。王政治上更为反动,对杨光文等开展革命活动障碍很大。为了踢开绊脚石,杨光文利用地方实力派的石开、李健、李龙等与王永嗣进行摩擦,使王感到势孤力单,不得不弃职而去。后经当地绅士举荐,杨光文被任命为雷山中学校长。

杨光文接任校长后,聘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员,解聘了思想反动的教导主任和教师,使雷山中学的民主空气活跃起来,学校办得很有起色。

杨光文等在雷山中学还创办了油印小报《新观察》,宣传革命思想和解放战争的形势,鼓舞民众斗争的情绪。这张小报散发到全县各中心小学和本校学生中,成为学生争相阅读的刊物。

经过杨光文等的发动和组织,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他们决定在1948年秋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去信重庆党组织说:“雷山烤烟丰收,请汇钱来收购。”其意是雷山武装暴动条件已经具备,请组织派干部来加强领导。

1948年元月,杨光文接到张仁信从四川来信说,组织决定他到雷山,希望杨光文等到贵阳接。2月初,杨光文和杜青按预约时间到达贵阳。他俩到贵阳后,得知张仁信到贵阳就失踪了。情况有变,杨光文和杜青商量:杜青立即返回凯里、雷山避风,叫李长青、王天行、李谦等注意隐蔽,杨光文留在贵阳继续打听张仁信下落。2月中旬,杨光文回到雷山,向王天行、杜青等汇报了张仁信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情况,并研究对付敌特的办法。为了掩敌耳目,学校照常招生,办理学生入学事宜。3月11日早上,雷山设治局局长郭宝昌以商量学校工作为由,叫杨光文、杜青、李谦到他办公室,将他们逮捕。杨光文等被捕后,当天被武装押解出雷山。3月13日,杨光文等被押解到贵阳保安处,经过一番审讯后,被投人文昌阁监狱拘禁。在狱中,杨光文屡被提审,敌特采用种种威胁利诱手段要他说出地下党的秘密。杨光文始终横眉冷对,拒不回答,敌特一无所获。经杨光文父母及伯父母等四处活动营救,送去500块大洋作“保释费”,5月,杨光文才得以获释。

杨光文出狱后,在敌特的严密监视下,仍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经常是拂晓外出,深夜归家,然后伏案疾书,抄写宣传材料。1948年冬,安毅夫受组织派遣,由上海回到贵阳。杨光文即在安毅夫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重点在贵大)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工作。1949年5月,杨光文经安毅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便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作垂死挣扎。中共贵阳特支采取紧急措施,将已暴露的同志迅速疏散隐蔽。6月初,党组织委派杨光文为组长,带领廖崇美、安鄂(廖妻)、陆锦堂等,以受威宁中学聘任为由,转移去威宁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杨光文一行4人到毕节县城后,正碰见国民党军队沿途设卡布哨盘查,只得停了下来。他们在毕节停留期间,被特务发现,杨光文再次被捕,并被解往省保安处监禁。特务机关把杨光文作为“要犯”,从入狱的第二天起轮番刑讯,打得杨光文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忍受剧痛,没有吐露出一字党的机密,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

7月中旬,杨光文的母亲用40块大洋买通看守,到监狱看望儿子,看见杨光文戴着脚镣手铐,衣衫破烂,胸脯裸露,一道道的伤痕正在溃烂流脓。杨母悲痛得泣不成声。杨光文却微笑着安慰母亲:“妈妈,不要悲伤,不要哭,天快亮了。”这时他惟一牵挂的是在狱中和难友们共同学习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没转移出去,他从床铺下取出《共产党宣言》悄悄交给母亲,请母亲转给党组织。

1949年10月5日,杨光文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年仅26岁。

责任编辑:李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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