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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还要重谈小三线建设?

发布时间:2016-11-21 16:12:45   来源:中华网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小三线建设图片展在沪举行

  一些三线建设企业的厂址已经凋敝荒凉。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书封

  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等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三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三线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1月8日,由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小三线建设图片展在上海大学举行。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历小三线建设的职工家庭以及他们的后代又有怎样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洪流下的意义何在?小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及其第二、第三代代表来到现场,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铭记父母当年

  为国家、顾小家的辛劳

  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第二代,陆斌用“改变、感谢和铭记”三个关键词表达了小三线对其生活、人生和命运的影响。

  “我妈妈1970年代初去了皖南一个水泥厂,那个时候我才七八岁,她这一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时还没有电话,和妈妈联系只有通过写信,这么几年下来为我打下了相对好的作文底子,为我以后的高考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我也是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可以说小三线建设为我谋得一生的饭碗打下基础。我当年大学寝室里其中两个同学都是小三线的后代,他们也成为了我一生的好朋友。”陆斌说。

  对于受小三线建设影响的家庭和后代,陆斌认为:“从1965年开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时间,当年小三线很多企业已经移交,但有的东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延续了下去。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好好照顾我们,但无形中却让我们第二代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品格,就是独立、自立、坚强、坚韧,到了今天我们也还是尊重他们当年的选择,也铭记并理解他们当年一手为了国家,一手兼顾小家的辛苦、辛劳。”

  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个人的命运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只能随波逐流。陆斌表示,“在我们国家战略格局当中,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服从大局,但这并不是说小三线企业和其中的职工家属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历史的大地是由一颗颗尘埃组成,如果这一颗颗尘埃有温度、有感情,那么我们的历史会更加真实,更加有生命。而关注、挖掘和抢救这一小块并不是很热门的历史,让它不至于被淹没而成为空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小三线建设”的谈论,使各种人生以及情感汇集交错。上海小三线第二代陈建荣说:“对于小三线建设,有的人是恨,有的人是一种感怀。但在每一次访谈或者报道出来后,与小三线相关的人都会奔走相告。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已经压抑了很多年。我希望这种情感能够在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释放,让这个社会从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这样研究的意义将会更大。”

  三线建设推进中国

  工业化、城市化增长?

  与小三线第二代不同,作为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原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厂长孟繁德有不同的看法,“我们1960年代就去了,一直到1988年撤回来,可以说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和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小三线建设。我认为大小三线建设不光是十几万职工家属的感情问题,而且是六七十年代咱们党和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内容。现在小三线建设已经消亡了,也出现了很多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叙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政策去看那段历史,建设大小三线对于当时国家应对国际形势起到很大作用。”

  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徐有威告诉早报记者:“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的需要,当时领袖觉得我们缺少稳固的后方基地,无法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对东部沿海城市疏散也应被看作三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要三线建设的逻辑起点不改变,即战争的威胁不消除,那么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三线建设对于东部城市的抑制,并不仅仅在于工厂和工人的内迁以及国家工业投资减少所造成的影响。”

  三线建设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军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其主体是重工业,这种产业发展结构不仅直接与国防安全相关,而且与“一五”计划之后推行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一脉相承,在一定意义上,三线建设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体制的产物。大量工厂、工人的内迁以及新的工业项目的投入,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也由此带来内地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带来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快速崛起。

  徐有威也指出了其中的缺憾——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推进内地城市化的进程。“出于备战需要,更确切地说是防空的需要,内地新建的工业并没有集聚在城市里。尽管形成了诸如攀枝花、德阳、六盘水等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布局时仍刻意避开人口密集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工业集聚效应。”徐有威说。

  徐有威补充道:“而且由于军工保密的特殊要求,使得以嫁接方式嵌入内地的三线企业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三线企业的职工与周边的农民之间隔着坚固的城乡壁垒,农民被吸收进厂成为正式职工的现象并不常见。加之三线企业以重工业为主,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相对有限。三线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也是由中央计划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三线建设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三线企业的迁入虽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但终究未能带动内地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责任编辑:何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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