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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马自达

贵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及其意义

发布时间:2016-04-20 15:26:06   来源: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时光荏苒,勿忘历史。当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昂扬姿态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的历史节点上时,我们立足贵阳抗日救国运动及其意义的思考,以此角度,呈现抗战大后方贵阳人民可歌可泣的一页、饱经沧桑的一章。

  时光荏苒,勿忘历史。当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昂扬姿态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的历史节点上时,我们立足贵阳抗日救国运动及其意义的思考,以此角度,呈现抗战大后方贵阳人民可歌可泣的一页、饱经沧桑的一章。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那时的贵州,还没有党的组织,“九一八”事变消息首先在省城贵阳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一批青年学生的发起下,组成了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沉痛呼吁挽救民族危亡。许多学生自动组成义勇军,准备随时受命开赴抗日前线;一些学校根据学生要求进行军事训练;有的学生编辑发行油印小报,组织文艺队伍,不断在校内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起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监督销毁日货,同不顾大局、购销日货的奸商作斗争。在省外各地学生罢课、纷纷奔赴南京请愿的消息传来后,贵阳各地也选出代表准备前往。进步爱国妇女们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团,并在报纸上创办《惊蛰》副刊,宣传妇女抗日救亡和争取女权问题,其他各界人士也开展了一些相应的活动。家在市外的学生和教师,还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把省城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传播到县城、乡镇与村寨。

  贵阳这一时期的抗日救国运动,基本上是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其特点主要是教育界广大师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运动,特别是学生成为运动的先锋。其目的是唤起民众觉醒,唤起政府抗战。当遭到地方军阀政府压制之后,才低落了下来。

  一九三三年,共产党员林青、缪正元、邓止戈、刘茂隆等返回或进入贵州,在知识界进步人士的有力支持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建党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占领遵义期间,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机关设在省城贵阳。因此,贵阳地区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有了党的直接领导。

  但是,党组织建立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破坏。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省工委书记林青、委员刘茂隆及一些党员和群众共十九人被捕,这就是我党贵州历史上的“七一九”事件。八月,刘茂隆越狱成功,九月,林青被公开杀害。省工委及时总结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进行隐蔽分散活动。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在黔桂边境活动一段时间后,经上海转延安。一九三七年九月,党中央派黄大陆从延安来贵州,与在贵州坚持工作的李策共同负责党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二月,党中央派邓止戈、秦天真回贵州,明确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组成,邓止戈任书记,继续领导和开展党在贵州的活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全国学联的推动下,一九三七年七月,贵阳地区建立了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发动各校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十一月,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有利形势下,学联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秘密散发《告同学书》,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此举震动山城,引起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格外注意。当寒假来临时,国民党省党部下令各中学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企图控制学生的抗日活动。寒假工作团所选举的分团长或干事,却多系学联骨干。学联便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在县区农民中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当局以召开分团长会议为名,诱捕了学联骨干于蕴、王栻和聂奇慧。接着又逮捕学联骨干周树楹、李德邦、方为策、饶元祚。当晚,李策召开各校党支部负责人会议,商讨对策。次日,各校学生数百人打着“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同学”的横标,高呼“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的口号游行请愿。二十一日,国民党当局又逮捕了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和机要员严金甡,妄图把地下党领导的贵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打下去。

  从这一时期起,省工委以及中共贵阳县委,对贵阳已有的合法组织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业余团体进行整顿和领导,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进步组织。学习骨干大批转到这些团体中去。这几个团体以音乐、话剧、图画为武器,在险恶环境下,进行艰苦而显著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贵阳遭受日机大轰炸后,各中学迁校至郊区和外县,筑光、沙驼、合群的成员,分别在各校组织起来,继续在附近村镇开展更广泛的宣传活动。

  在群众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贵阳生活书店、读新书店和《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初相继建立。在总社、总店和省工委的领导下,大量发行抗日书籍、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书刊,使广大群众能够广泛接触革命理论,掌握前方抗战和后方救亡活动的真实情况,了解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政策,极大地鼓舞和提高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还在群众中发动支持香港工友反汪(精卫)罢工的捐献活动。

  一九三八年建立的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是党领导下的学术团体,团结了一大批上层文化人士。他们主要是贵阳各大、中学的教授和教师,也是当时贵阳知名人士。座谈会不定期举行,着重分析抗战形势,也讨论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俄国革命问题与社会学问题。还邀请路过贵阳的徐特立同志作过抗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话。参加社座活动的教授、教师们,在这里接受的正确观点和真理,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给青年学生。党内的一些文化人,还利用当时在贵阳公开发行的报纸副刊和其他期刊,发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或文艺作品。

  一九三九年初,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及其所属救护总队由湘迁筑。交通站及中共红会特别支部,在党的南方局领导下,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交通站坚持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充分发挥了连接延安、重庆和华南、华东、西南等地区的枢纽作用。红会特支领导建立了书报供应社,广泛传播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日救亡书刊,动员进步医务工作者和运送大批药品及医疗器材到抗日根据地。此外,交通站和红会特支还有效地配合了贵阳地区我党的疏散转移工作。

  与时同时,党在邮务、电信、机械、交通运输、商业职工中,也通过组织学习、唱歌、演剧,向职工和群众宣传抗日,特别是公路运输和邮务战线上的进步职工们、对我们的书刊邮寄和同志们的转移,给了极大帮助。省工委还建立了“苗夷委员会”,在贵阳地区少数民族中,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

  贵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扩大,国民党当局十分畏惧,不断向爱国、进步的群众进行野蛮镇压。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刚成立四个月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拘捕了一批队员。民先领导人张益珊和凌毓俊被长期关押。一九四○年夏,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筑光音乐会和沙驼话剧社相继被国民党省党部强令解散,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其他民主战士横遭逮捕。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省工委紧急疏散。并由邓止戈、肖次瞻、陈于彤、杜守敦、张述组成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邓止戈任书记。临工委认真贯彻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组织已经暴露的同志疏散转移。到“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疯狂镇压抗日救国运动的暴行愈演愈烈。被长期关押的黄大陆、李策、严金甡、张益珊、凌毓俊、王栻等人先后被杀害,肖次瞻也被捕牺牲。

  此后,隐蔽下来的一批党员和党外同志,在更为险恶的环境下,以极端秘密的方式,继续开展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活动,聚集着一批革命青年,准备迎接新的斗争高潮的到来。

  二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上规模空前并且取得了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次高潮。抗战期间,大后方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是整个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贵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是贵州省工委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和党的南方局的部署、领导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在贵阳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阳在历史上不曾直接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然而抗战期间的情况却不同了。日机对贵阳狂轰滥炸,许多生命、财产顷刻化为灰烬;沦陷区数以万计的逃亡者,一批又一批来到贵阳;一九四四年,日军的铁蹄又践踏到我省南部。战火燃烧到贵阳人民身边,这一切,促使民众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救亡图存之势已不可挡。广泛的民众抗日运动,一经中国共产党引导,就产生了方向明确的、有组织的、团结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党在运动中组织了群众,教育了群众,使群众朴素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一个新阶段。人们面对敌人的侵略和国土沦丧,不禁从内心问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侮我们?为什么会丢失大片山河?人们在抗日救国运动中,通过感受观察和思考,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太贫弱,国民党当局太腐败无能。一切有识之士,特别是革命青年,都意识到振兴祖国的重担将落到一代新人的肩上,经历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不再徬徨,而且已经为此呐喊了。山城贵阳时时可以听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高吭激昂使人振奋的歌声。

  然而,亦是在贵阳,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尽管“西安事变”后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共产党人及同我党并肩战斗的爱国青年和其他民主战士,却时时遭到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流的算计,被他们诬为“托派”“汉奸”,横加监禁、杀戮。但是,爱国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前赴后继,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经年奋战。共产党人走在抗日救国队伍的最前列,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纲领和民主建国大计,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抗日救国运动中,在贵阳地区建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吸收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在党的周围,又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和其他民主战士。在党的教育下,在血和火的斗争中,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批人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批人奔赴延安或新四军,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其余的则继续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并自觉地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或技能,为建设新中国积蓄力量,是抗日救国运动中锤炼出来的一代新人。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中很多人成了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总之,我们党领导的贵阳抗日救国运动,唤起了群众,教育了群众,羸得了群众,积蓄了力量,为抗战胜利后新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回顾这一段历程,正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七十年前的抗日救国运动,最值得我们继承的,就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贵阳和所有国民党统治区一样,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活动,受到国民党很多限制,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党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这以后,抗日民主活动遭到极大压制,爱国者随时有被捕或杀害的危险。但他们毫不畏惧,毅然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他们中的大批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使他们的爱国主义更具有鲜明的、正确的、坚定的政治方向。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它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但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性。如果说,抗日救亡是七十年前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那么,在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就是那一时期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而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持续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们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责任编辑:贾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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