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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一中学生与抗日救国运动

发布时间:2015-12-30 17:17:15   来源: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9月21日上午,贵阳各校师生,到新市场(现邮电大楼东北侧)集合。由省立高中代表秦天真主持大会,报告游行示威的意义,有的代表也讲了话,最后整队出发游行。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贵阳市规模空前的一次游行,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激起群众对“九﹒一八”事变的愤慨与重视。

    贵阳一中学生与抗日救国运动

    何广键

    1931年,我正在贵阳一中高中部读书。当时的中国,灾难深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在这一年发生了。

    贵阳虽然边远,但人们都很关注国事。那时贵阳还没有无线电广播,9月18日夜间发生的这一特大事变,当晚我们并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到学校时,在门口遇见在电报局工作、并在一中兼课的杨绍馨先生。他对我们说:“国难!国难!昨晚日本人武装占领我们的沈阳城!”消息传开后,上课铃响了,也没有人进教室,三三两两的都在操场上、走廊上、教室外面议论。学生会的成员略为交换意见,就去找校长聂膺识先生反映:“这么大的事件,应该怎么办?”经与校长商量后,立即派同学通知各学校学生会派代表下午到一中开会。

    各校学生爱国情绪很高,下午,代表们都到了一中。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代表人是:高中秦天真、顾建中、丁树奇、董熙仁等;男师宋显达等;女师蓝运臧、唐和、王启凤等;女中丁淑端等;正谊小学姚礼奎等;达德学校贺登发、刘子期、吕新民等;志道小学许承霖等;一中学生会成员我、吴庭光、杨天源等。

    没有通知到,闻讯后自动派代表参加的有:电报学校瓦伯谦、测量学校吴承仁等。其他还有一些学校和代表记不清了。

    开会时气氛十分严肃,我根据所知道的消息作了简短的报告,并说明了开会的意义和目的,接着由代表们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内容大概如下;

    一、 决定全体罢课,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工作;

    二、 成立贵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

    三、 由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拍电报给蒋介石,请

    他停止内战、抵御外侮;

    四、 立即进行示威游行,唤起民众;

    五、 宣告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

    各代表回去以后,都积极准备各学校联合大游行的事宜。9月21日上午,贵阳各校师生,到新市场(现邮电大楼东北侧)集合。由省立高中代表秦天真主持大会,报告游行示威的意义,有的代表也讲了话,最后整队出发游行。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贵阳市规模空前的一次游行,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激起群众对“九﹒一八”事变的愤慨与重视。

    贵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后,为了便于推动工作,成立了办事机构,设训练(对组织学生学习军事)、宣传(出版抗日救国旬刊)、文书等各股,每天都在市府路市政府旁边,原教公会的一间楼上集合办公,商讨工作。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们都十分气愤。想要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抵御外侮做些事情。我们还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率兵抗战。学生们的主观愿望,蒋介石根本不理。局势越来越恶化,日军在东北日益扩张,我们每天都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

    但也有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如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违背蒋介石的意愿组成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全国学生罢课,上海商人抵制日货等等,这些消息,给青年学生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更相信抗日救亡工作是正义的,不是孤立的,因此,在第一次全体游行示威之后,工作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积极,甚至在夜间也分区举行街头宣传,包括口头宣传和文章宣传。

    不管蒋介石如何反对学生的抗日运动,也不管贵州当局如何压制,都丝毫没有动摇学生们的抗日决心,“九﹒一八”事变后,蕴藏在青年心中的一切不满、苦闷情绪汇集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大家抱着一颗爱国的赤胆忠心,忘我地进行抗日救国工作。有的人为了要在夜间宣传、甚至不回家吃饭,在街上随便买点东西充饥就继续工作。

    贵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后,得到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声援,在外地工作和读书的贵州学生,也关心家乡的学生运动,给母校寄来资料。如郎世俊曾寄来外国记者拍摄的日军在东北屠杀中国同胞的照片;邓世纬从南京经常寄来《新民晚报》;胡朝升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贵州政治的腐败现象是抗战的阻力。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较新而又具体的资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愤怒。

    救国联合会见到官方并无丝毫的转变,就自动组织义勇军,增加了军事训练课(这和后来蒋介石派军事教官到各校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军事训练的性质完全不同)。由懂军事的体育老师上课,早晨上课前训练,解散时呼“永为忠勇国民”、“誓雪中国国耻”、“恢复中国领土”、“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后来蒋介石为了“围剿”,颁布了反动的“保甲法”。12月,教育部甚至通令禁止学生游行示威,接着又禁止组织义勇军,因此义勇军不久也就不存在了。但学生的爱国情绪,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高涨。

    当各地学生请愿团到南京请愿的消息传来后,救国联合会和各校都选出代表准备去南京。蒋介石对此十分害怕,颁布禁令,不许学生请愿,最后学生们只发了一封请愿电报。

    到了寒假,外县同学回到家乡,配合家乡的学校,利用假期进行抗日宣传。贵阳的同学,以演出话剧的形式,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

    日军在东北得手以后,1932年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当时群众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提出抵制日货的要求,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检查日货。9月间,贵阳志道小学和正谊小学的童子军在检查日货时,三个奸商揪扯童军领巾,夺过学生军的军棍,毒打了学生。这件事引起了全市师生的愤怒,而贵州省政府和教育厅对此事没有表态,更说不上有什么措施。同学们极端愤怒,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并派代表向教育厅和省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一、严惩殴打学生、私贩日货的奸商;

    二、禁止私贩日货,如经查出,货要没收销毁,人要惩办。

    三、对被殴打的学生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保证以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

    学生代表到教育厅交涉时,厅长谭星阁对提出的问题不作正面答复,却要学生先复课。各校代表团回校把情况传达后,学生更是坚决罢课,表示不得圆满答复,决不复课。

    省长王家烈亲自出面允诺学生要求并请贵州知名人士任可澄出面调停,答应学生的要求,通缉奸商,撤销宪兵营长职务,并发表了书面谈话,算是勉强解决了这次事件,各校也就复课了。但是,我们的抗日救国运动并未停顿,除公开的活动之外,还出了油印的地下小报,如《大刀》、《霹雳》等,揭发贵州当局的反动和腐败。也是有了这些经历,我们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当年参加抗日救国的骨干们,正是迈出了他们一生中有价值的这第一步。

    (图:贵阳市全体学生锄奸商暴动宣言)

责任编辑:赵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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