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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城往事】从明城遗址簸箕陇谈贵州地缘军事

发布时间:2014-06-03 07:29:13   来源:贵阳网  

摘要:打开地图,乌江支流斯拉河与六冲河交汇处名叫三岔河。两河交汇,形成一个“丫”字,将当地深深地切割为清镇、黔西、织金三县(市)。

    打开地图,乌江支流斯拉河与六冲河交汇处名叫三岔河。两河交汇,形成一个“丫”字,将当地深深地切割为清镇、黔西、织金三县(市)。

    三岔河段,河水始大,贵州第一大河乌江应该从这里开始。未建电站时,两河交汇处波涛激荡,声震十里,惊心动魄。这里悬崖峭壁,幽壑深谷,石秀岩奇,气势雄伟。由于河水对喀斯特地貌的切割太深,河床与山上的海拔竟相差千米之多。

    三岔河段是水陆交通枢纽,动一处而惊三县(市),且扼乌江上游,地势险恶,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就是在三岔河下面的鸭池河段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从而进占黔西城,数月之间,“龙腾乌蒙”,然后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北上抗日。明朝簸箕陇古城即座落在三岔河东岸边清镇市境内的罗圈岩上。

    深秋季节,满山红叶。我陪友人来到簸箕陇。但令人失望的是簸箕陇却找不到古城的任何遗迹。与之隔着一条山梁的教场坝却尚存多处古城遗迹。由此推断,教场坝才是簸箕陇古城。而城中的某一处平地是当时军队出操练武的地方,故名教场坝。

    在历史的岁月中,此处地名是如何演变的,现已无从查考。簸箕笼四周群山环抱,树木茂密,形成天然屏障,方圆约两平方公里,呈椭圆形自东向西倾斜。羊肠小道从“城”中蛇行而下到达谷底,山脊上残留着用石条砌的城墙,大城门、小城门、营盘坡等地名沿用至今。簸箕陇城名始见于明末湖贵总督朱燮言于崇祯四年上奏皇帝的《督黔善后事宜疏》:“都司佥书任先觉于簸箕陇建城一座,皆上据高原而下瞰长流。”“簸箕陇、乐平、扎佐俱三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内外用石条包砌。”后簸箕陇设百户所,取名牛尾所。

    崇祯4年为西元1630年,距今376年。376多年前,贵州发生了什么事件?376年前的明王朝是怎样的情景?朱燮言是明末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何在此筑城一座?友人对明史颇有研究,为我娓娓道来------

    明天启皇帝驾崩,其弟朱由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这时的明帝国内部吏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加上自然灾害,激起民变如潮,陕西、河南、山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相继发生动乱。外部与后金可汗皇太极连年征战,胜少败多。

    朱由检刚愎自用,自毁长城,崇祯三年6月袁崇焕被害。明帝国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崩盘期。先是天启元年(1621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叛乱,率众围困贵阳前后达10个月之久。由于军民同心守城,安邦彦遂转攻威清、普安、普定、安南诸卫,旋又围攻贵阳百日。

    时贵阳城内糠草树皮全部吃光,后来发展到吃死人肉,最后乃生食人。“至亲属相啖。”明庭调兵镇压,总督王三善先胜后败。同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反叛,分兵四路陷四川41州县,水陆并进包围成都。后被击败,退回云南。崇祯三年,奢崇明联合水西安邦彦合兵攻击赤水。

    湖贵川总兵朱燮言聚歼叛军,安、奢被杀,基本平定云贵。所以才有《督黔善后事宜疏》上奏皇帝,才有簸箕陇古城。当时“木因于箐,石因于山,采取扛抬,则因兵力。唯木石二匠,砖灰二窖,颇费价值,皆各将捐资督兵,拮据其效。”可见筑城之艰辛。

    听了友人的一席话,我的心情沉重起来,3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政权腐败,民不聊生,兵荒马乱,杀人如麻。西南虽远离中原,也是“群贼如毛”,连年战乱,血流不断。套用一句话,明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看见我怅然有思,友人建议去登营盘山。从荆刺丛中开道登上营盘山,举目四望,群山万壑,峰起如剑,次第相连,嵯峨壁立。山下则河沟深削,鬼斧神工。云行高空,风吼谷底,伏流飞泉随处可见。从山顶俯视河边行人如蚁动,悬崖万丈,令人头晕目眩,不敢久视。

    友人说,簸箕陇筑城应在崇祯三年或崇祯四年之间,即朱燮言平定水西之乱前后。同时还沿斯拉河至乌江息烽段筑城36座,以备水西反叛。据当地村民说,民国时期簸箕陇城墙还依稀可见,后来“农业学大寨”,石条多为修“大寨田”所用。现在只能从残存的遗迹和地名去想象当年金戈铁马和角声连天的动乱岁月了。

    看着断碣残石,不由我思绪如潮。西南判乱平定之后,明庭对当地少数民族仍然采取不信任的政策,沿河构筑的城堡防备,姑且称之为“水东防线”。可见当时明庭对西南少数民族还是采取守势,这无异于筑堤拦洪。

    当然,对东北的少数民族也是采取守势。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来说,疑神疑鬼,风吹草动就神经兮兮是可以理解的。但疲兵劳民耗资的“水东防线”究竟在战争中有多大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了。这使人想起“马其诺防线”、“巴列夫防线”等军事上的笑柄。

    簸箕陇作为“水东防线”的一个支撑点,其作用不外乎有五点:其一,保障镇西卫、贵阳等中心城市的安全;其二,作为封锁三岔河的封锁堡;其三,作为安全保障的仓库、要寨,是弱小、分散部队的避难地;其四,作为民众的武装中心,用来防御江河和山地;其五,作为攻击水西的前出基地。

    但是,军事上的历史证明,没有攻不破的防线,固若金汤的要塞防御,直接被攻克者甚少,而被间接的军事行动所瓦解者却比比皆是。因此,进攻者的“箭头”常常是指向防御要塞的背后。其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蜀汉诸葛亮是比较成功的,那就是攻城为次,攻心为上,和睦相处。

    云贵高原交通闭塞,山高谷深,经济文化落后,由于海拔高,纬度低,这里多雨潮湿,树木丰茂,处处可以据险凭深,以为防守之资。

    山间坝子,可种稻米,山上可种包谷、高粱、荞麦等农作物,粮食可自给自足,这为闭关自守提供了物质条件,成为地方政权割据的地理基础。但是,这种封闭的、分散的、多民族的农耕奴隶制社会,不利于维持统一的局面。

    古代云贵高原虽然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从未兴起过象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平原那样统一区域的民族政权,以全民族的力量,在同一领袖的指挥下,实施共同的军事行动。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大多没有建立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而以村落、家庭和部落为主要活动单位。从文化层面上看,大部分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多数民族相信鬼巫。由于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是一盘散沙。

    杂居的民族常常因为争地盘、水源、山林乃至女人而发生内部争斗。当中原地区的封建体制已经非常完善时,这里还是土司统治的奴隶制农耕社会。所以,古代云贵高原上发生的对抗中原王朝的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原因有四:一是当时落后体制对先进体制的战争,二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战争,三是没有鲜明政治纲领的战争,四是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战争。

    所以,无论就持续时间、规模,还是战略战术,威胁程度而言,都动摇不了中原王朝的根基。如果贵州发生动乱,中原王朝派一旅之师从湖南进入,另派精锐从四川、重庆方向迂回进击,基本就可以搞定。朱燮言就是这样成功的。但胜利后的朱燮言却建立“水东防线”而采取守势,同时期的后金可汗皇太极就多次突破长城防线劫掠中原。朱燮言虽为明末名将,在镇压西南少数民族战争中对明庭有功,但其军事思想还是守旧、僵化。

    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都不主张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野战聚歼敌方的主力。如果让朱大人去经略辽东,又当如何?

    贵州高原在西南一隅,不构成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其军事地位就不重要吗?当然不是。

    清朝学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说:“贵州蕞尔之地也,其形势有言者乎?曰: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地之形势亦当有常哉?今夫,函谷、剑阁,天下之险地,一旦武关入,阴平逾,所谓函谷、剑阁者,曾不如门阈之限焉。一成足以兴夏矣。三户可以亡秦也。此一成三户者,岂有金城汤池之固哉?有志者得而用之,天下不能与抗。其可以贵州为蕞尔之地而少之战。”

    近代也有兵学家指出,贵州高原属《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险地,以守则固,以攻则强。东守施秉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湖南不敢争;西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是滇粤不能难;北镇平越、永宁以拒川蜀,则川蜀不能攻。这就是所谓的以守则固。若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另遣精锐之师出湖南、趋湖北,由襄阳直指关中,再遣一军过娄山关,由重庆至成都,经剑门关直取汉中,从而问鼎中原,则天下腹心均可为我所有。这就是所谓的以攻则强。

    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变,派其子杨朝栋南攻乌江、黄平而扼施秉偏桥,自己则统率六万大军分三路入川,一举攻克綦江,打开进入四川的通道。当时,杨应龙的军师曾提出入据重庆,然后直取成都。但是杨应龙“内顾根本”而没有采纳。后杨应龙受明军的多面夹击,节节败退,非常懊悔地说:“当或破綦江,遂据重庆,直捣成都,取蜀王入营,何事不可为?”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云南反叛,先据贵州,势力迅速发展到四川、湖南、湖北、广西、福建以及甘肃、江西、浙江等省,清庭震动。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贵州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湘江之战后,他就极力主张进兵贵州。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的初衷是兵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取关中而据西北,然后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但土城一战失利,于是演出四渡赤水,南出北盘江,西走云南,北渡金沙,辗转到达陕北威武壮丽的话剧。

    前面提到的红二•六军团亦然。抗战期间,日军曾一度攻到黔南独山,意欲占贵州而趋陪都重庆。但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面前,侵略者只好仓皇撤退。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也是经过贵州直达东南亚的。

    由此看来,只有在战争年代,贵州才显现出其战略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备战、备荒”的年代,中国的战略家们把“三线建设”的战略重点放在贵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贵州的战略地位也不容忽视。

    贵州高原对周边有居高临下之势,但贵州通川不临海,界广不达边,土地贫瘠,经济欠发达,战略空间相对狭小。在陆海空天的立体战争中,只能是一个区域战争的支撑点,作为屯兵、战略物资储备、后勤供应和兵工生产的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孙子)。

    一声声雁叫从空中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抬眼望去,秋雁成行,向南飞去。这使我想起了唐人的诗句:

    山川满目泪沾衣,

    富贵繁华能几时。

    不见至今汾水上,

    年年只有秋雁飞。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明簸箕陇古城遗址的断碣残石向人们诉说着三百年前那段厚重的历史。封建专制统治者总想千世乃至万世,但“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簸箕陇建城13年后,朱氏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忽喇喇如大厦倾,中国社会又走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亦忽焉”的怪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作者:熊堂滢

责任编辑: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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